多伦多连日阴雨，原不指望在中秋节看到月亮，但是昨晚半夜十二点朋友聚会结束出来，才发现天上高挂的圆月明亮干净得不可置信，这一年多伦多的中秋，因为碰上年度的Nuit Blanche的活动热闹许多。我原本很少因为中秋之月这样过度意象化的事物触景生情，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近日和其实原本不熟的朋友扯七扯八地聊太多人事感慨未来困惑，今年的月亮在痛苦地提示着我的遗忘和思念，那些我以为不过是平常日子的特殊节日。这七年来好像只有去年的中秋是和家人一起度过，还是为了无聊的英语考试才想起来回家，这么些年我也没有在中秋想起来去问候那些曾经亲密却疏于联系的朋友，只顺着让时光流水地流，月亮一如既往地变，不愿浪费时间在唏嘘感慨，结果却是我没有建立起那个意义非凡的过去的时刻，也就没有依托去开启未来。本周刚刚读完的一篇阅读作业题目叫做“observed decay:telling stories with mutable things”，其中的话在说，那些颓败的、腐朽的正在逝去的事物不仅仅是在记录过去，而是在不断召唤过去进入现在和未来。记忆本身就包含遗忘的过程，由于衰败带来的遗忘引起另一种回忆过去的可能，也是另一种解释现在和形塑未来的可能。今日这多变的月亮，以后又会以怎样的形式进入我的记忆与遗忘？

时隔一年多才再度见到我最敬爱的导师，两人搭公车到一家素食餐馆吃了简短的晚餐，从怎么交男朋友聊到怎么做学问怎么学英文，闲谈间两人都是笑容不断，说不清究竟是在严肃还是在玩笑。她用最简单的大白话轻易消解了我这一年来的众多迷茫和困惑，说白了，我被论文折磨数月，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在论文中找到一个好人，没有在写作中找到感情的依托。她说，投诸感情的文章才能写得容易，这是女学者和男学者的不同，完了笑着说，我是有性别偏见。我笑着点头，其实我也有。那个时候我完全意识到冥冥之中牵引我来多伦多的最重要的原因，做不做学问好像都是其次了，性情相近的好人在我身边，我才能看到我所以为的幸福和希望的力量，学着坚持去做一个好人。这位年过半百的女性，与她认识的这些年真正相处和交谈的机会其实也不多，对我而言却有一种混和着师长、母亲和朋友的深厚情谊。她在那里有时像讨论理论问题一样和我讨论恋爱的问题，偶尔又突然放空说自己时常有末世之感。我从只言片语中感受她所处的那个对我而言既熟悉又陌生的时空，居然能模模糊糊地看到一条幸福之路，这大约也是我二十多年的人生到此，最幸运的一桩事。

想想一个类似于毕业感言的题目断断续续写了三年，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篇，我也真是懒，这婆妈的文章，终于也要到最后一篇了。

 

昨日下午收拾包袱捡出一堆零零落落的物件，妈妈一件件给他们判刑，丢弃还是留下。每一件东西都要催使我回忆和它建立关系的起始，为什么它会留在我的抽屉里。到最后真的心神俱疲。第一次去雕刻时光买的猫头钥匙扣装饰，厦门鼓浪屿的麦当劳送的汉堡包挂饰居然都还在我的抽屉里，还有一些都快忘了它们是怎么冒出来，但是它们就在那里，固执地要证明那些个要被我丢弃和遗忘的我。这些东西里面还有遗失不补的清华大学的校徽，这是研究生入学时发的一个，七年前的那个，在我报到第二天就随着我高中时期爱惜的钢笔和笔袋丢失了。

在清华的路上我丢过各种各样的东西，书包，钱包，卡，字典，水杯等等，极少找回，也有很少的机会找回了躺在自习室一周落满了灰尘的笔记本。为了丢失的东西烦恼、伤心、哭泣，为什么呢？明明都是无法带走的东西。还记得我在主干道的十字路口发现第一个校徽丢失，惊慌失措，以为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就落失了身份的不祥之兆。如今这个校徽没有再丢，再走过主干道的十字路口时也不再惊慌失措，这是不是身份落实之感我不知道，但是同样的物同样的路，却似乎是有了不一样的物质感。

七年前夏末秋初的一个阴天我踏上了清华园的路，从西门进来，是冷漠的灰色调子，那时路的北边尽头，还只有孤零零的三座新宿舍楼。而如今，我已经知道在不同的时节，这路上哪种颜色的花会开，那种树的叶会落。没有花开叶落的冬天，也会揣着一瓶热咖啡暖手，一步一滑踩着着主干道的雪，去教室上课。这七年中，清华里的房子拆了一些盖了一些，所幸主要的路都没变。在十四食堂的路口摔过狗吃屎，在古月堂和清华学堂之间的路上委屈地哭过，在西操和图书馆之间的路上时常有风花雪月的感触，走过的时候，也许都还记得。

照毕业照那天，我们穿着不合身的学位服骑着破车回宿舍，呼呼的风灌进袖口，袍子里鼓着满满的气，挥挥袖子想要把气抖走，却又装进来更多的气，我看着室友肿成一个学位服胖子，忘乎所以地大笑，那路上的风啊，不知道又要把我们带向哪里。

 

 

朋友

词/曲：陈升

 

有些已经离开 有些永远不会来
我的朋友 就珍惜现在 不要轻言走开
有些互相伤害 有些放弃诺言 我的朋友
你说的我现在才明白(不明白)
没有人会一样 才发觉彼此

然而分手后的路程 依旧那样冷清
还说我们要解决问题 面对明天
看来我们都迷了路 Woo Where are we going 迷了路

昨天我曾犯错 永远无法弥补
我的朋友 请埋葬我的风度 你还说(你还说)
还说(还说) 说了些什么 (管我说什么)
人们像是群居的动物 没有人应该孤独
有些已经离开 当然有些还未来

我的朋友 我知道 其实我们并不在乎

有些决定沉默 有些变成敌人

我的朋友 谁要在下个路口分手走开
并不是所以的季节都会是冬天

然而也不要将自己陷在温柔乡里面

我想你是(我想你是) 害怕孤独(害怕孤独)

我想我是(我想我是) 害怕孤独(害怕孤独)

管他人生应该就是场豪赌 但不愿服输

昨天我曾犯错 永远无法弥补
我的朋友 请埋葬我的风度

也许见面再说 也许不用强求

我的朋友 请原谅我疯狂的 自由

我和该死的种族民族阶级问题斗争了一个月,边斗争边想我写完论文一定要写篇文章总结一下,为什么一个也许本来想当小资的文艺

女青年走上了一条会被所谓革命斗争的问题折磨得睡不好觉的不归路，为什么活了二十多年，越活越害怕别人问，你在做些什么为

人生打算和规划的事。于是便有了这么个题目。

后革命这个词第一次和我本人联系上，是我敬爱的导师给我改ps的时候写了一句“born in a post-revolutionary generation”,

三年前我跟yurou看到这句都大惊，这么政治性的词怎么套在我身上，想想都好笑。可是这三年来也许我唯一的进步，就是越发深切

地认识到“后革命”是比其他任何诸如“80后”这类面目不清的冠名都更能表达我所处的位置和引发我的认同的词。

什么又叫做“后革命”呢？这里就要我又要开始回忆往事。不记得革命一次究竟是什么时候学到，但那一定是混杂在一把鼻涕一把

泪艰辛苦楚地背思想品德教育课本的过程中，但是小时候记忆力也好消化也好，对于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和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可以

很快地吃进去，也可以很快拉出来，味道不好，但也无所损伤。可是残忍的战争的视觉刺激就比较大了。记得小时候和爸爸妈妈去

看讲731部队的露天电影，刚开个头，主角还没介绍完，就听见旁边的人议论那些日本人吃的菜都是中国人内脏，于是就开始哇哇大

哭，哭得很狠得那一种，肩膀都一耸一耸的。爸妈实在没办法，只好领我回家，我老爸还对我表示不满，小女孩就是好哭，这算什

么，中国人打日本人的时候还不是刺刀刺进去直接把肠子拉出来。完了，哭的更厉害了，怎么停的都不记得。但第二天一样可以心

满意足地在电视上看一休哥和小叶子。

青春期迷恋上了历史老师，花痴小妞要艰难地赶上有深度的老师的脚步，只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又艰辛苦楚地去书店收刮《中国革命

史》之类的书籍。念了多日也念出心得，英国史美国史真是简单清晰，畅快无比，爱闹革命的法国和俄国则是从来没背清楚过，翻

到这两个国家就哀声叹气，法国人怎么这么爱革命，不能学学英美吗？中国古代史倒是颇有乐趣，除了每一个朝代都要背农民起义

；可是太平天国之后就是一笔糊涂帐，大事年表倒是高考前贴在我床头半年多，但是细碎的线索从来也没真正清楚过。历史老师看

着读革命史的小萝莉，心里也是同情的，于是教导小萝莉说，现在史学界要淡化意识形态，革命史已经不流行了，流行的是“现代

化”的叙述，还慷慨的把有关现代化的书借给小萝莉。受宠若惊的小萝莉的去意识形态化教育便如此开始，现代化的叙述的确从

1898年开始就越来越说得通了，可是那个时候小萝莉并没有发问，为什么现代化的革命一再挫败呢？

为什么从高中到本科现代化的知识比革命的知识看上去都更要有趣呢？这不是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从高中到本科受到的“启蒙”

基本上都是西方理论，最早可能是韦伯、汤因比，后来是费正清，再后来是史华慈、萨义德、本雅明，至于马克思？从来都是爱憎

两难的对象。虽然是乱读，可是为什么会把这些人著作当做纯知识的兴趣？这也很难讲。至于“救亡”的部分，从来都与战争、动

乱和苦闷相关，而且从来也没有一个“有趣”地讲法来把救亡史写清楚过。“启蒙”似乎变成了内在的兴趣，“救亡”则像是外在

的压力和困惑的难题。

毫无政治立场可言的读书生涯却到了研究生阶段却急转直下，发生颠倒，我无法说是不是厚积薄发，是不是时候到了，但是横空出

世的2008年也许很长时间都要在我自己的解释里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这一年没读什么书，没上什么课，还算认真地考了GRE，最后也

没派上用场，倒是一整年都处在某种“震惊”状态。年初的时候从加拿大回到家，不过是离开四个月，却在家里感受到“文化冲击

”，觉得自己的身处之地好像每一天都有让人情感上震憾的事情，让人无法解释的问题。虚伪的独立自由媒体，把牛奶加毒或倒掉

也不给穷人喝，无法自圆其说的股市泡沫和金融危机，所有历史课本上政治课本上批判过资本主义的话不是第一次却是集中多次得

到印证，而且是印证在中国自己身上。有说服力的话倒转过来是革命而不是现代化。世界变得动乱，青年变得苦闷。

这一年末我在苦闷地准备出国申请的材料，发现再回顾自己生活在这世界上的二十多年，回忆的样貌和解释方式都有了很大变化。

后革命时代青年的理想和苦闷在哪里？房子越盖越多，车越卖越便宜，同学聚会大家都讨论车和房子。这是一种理想。还有一种理

想高中时代就开始“攀比”，就是出国，出国是开阔眼界，是享受世界的差异，是实现自我价值，我20岁以前真的是这么想。还有

的理想是凭自己的能力打拼事业，最好是进到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外企和投行，念新闻的时候觉得最好的理想是当战地记者。这些

这些都是不能被轻视的理想，可是我现在想起来，都是青年无法参与政治的苦闷的理想，是有劲使不出的理想。到最后面对金融危

机，面对异国无法成为乌托邦，面对有钱有事业仍然无法改变生活的混乱，这些理想都变成一种自我错置的幻灭。

这些理想和苦闷不是中国青年才有。我08年认识的一位芝加哥mm，是狂热的奥巴马粉丝。在她身上，我似乎看到美国的后革命青年

是试图在参与政治中实现理想。为了贯彻自己的立场，她不愿意去剥削劳动人民的大公司，而要选择小额贷款的NGO，或是有“左派

”立场的公司，在经济不景气的气候中这条路当然更加难走。是不是能在生活中坚持“政治”、实现理想，对于她们来说一样困惑。

热情参与政治的美国青年们似乎非常关注理想和立场这件事，所以当他们以为理所当然的问题抛向我时，我就又面临苦难的问题，

比如说，为什么要选择文学？我不知道他们期待的答案是什么，可是对于我，已经没有办法抱着对启蒙的纯知识的热爱回答这样的

问题。我也不知道要如何向他们推荐饱含着苦大仇深的中国现代文学。重点都在于，我不知道怎么将革命和趣味联系在一起，这是

处于后革命时代的我的困惑，如果不是趣味的话，向往革命的激情在哪里？实现理想的动机在哪里？尤其是对于有理想有抱负，但

是参与政治的空间却少得可怜的中国青年来说，苦闷的出路究竟有可能在哪里？

我是走上了一条偏了题的“文学研究”之路，从来没有正经研究过文学，也无法回答文学是什么之类的问题。路走到这里，答案是

越来越少，问题是越来越多。于是很羡慕革命时代的前辈，在动乱的环境中，生活得常轨即便是打碎或颠倒也不会太奇怪，因为本

来常轨就变得可疑，就有了创造例外和非常状态的冲动。而对于仍然苦闷地我，只有在“文学研究”的所得中，试图说服同样苦闷

的后革命青年，那种例外和非常的想象，真的有可能是真的，而现实的一切也许才是虚构的。

 

 

哎呀，又写了一篇虎头蛇尾的文章。

还有一部分朋友没通知到，如果看到这里就知道不出意外的话（当然世界上满是意外），我下半年会去多伦多了，谢谢所有关心我的人。前途未卜，大家各自珍重。

 

昨晚爸妈又打电话来说还是希望我去美国, 明明家里可以支持为什么不去B校。其实到最后我也没有足够的理由回答自己说为什么不，但是做出决定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和两年前去多伦多之前的自己完全不同了。在这个意义上，多伦多是新的世界，也是新的起点。

近日每天和种族问题斗争，近乎绝望地看着完全来不及完成的论文，刚刚撞头撞脑地去闭架库借了一本Gobineau的 The Inequality of human races，迎着老馆边上灿烂的阳光往回走，翻开书内页看到一张“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借书单”，上面竖排红色的钢笔字写着“看大要并读页二O五至二一二，社会问题，光旦”，愣了一下，猛然间意识到可能是潘光旦的字迹。突然就想抱着书大哭，虽然近日每天都有想大哭的冲动。老馆闭架库还有多少本这样的书静静躺着，我也许都无缘再碰了。论文写不出来，书永远都看不完，而流逝的清华时光啊，就这样一去不返了。

记得初学英语的时候，常常犯的一个语法错误是is belong to，belong这个词要用主动语态还是被动语态，对于中文语境的学生，是个有点困惑的问题。而现在当我要做出选择，在尝试回答一个“我属于哪儿”的问题，甚至要给一篇文章标记上Ａ还是Ｂ的时候，“属于”究竟是主动还是被动就不仅是一个语法规则也同时是一个类似于哲学的问题。
pp的英文老师方姐姐当年在课堂上的一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仍然记忆犹新，她说，我在清华生活了九年，可是在校园里走的时候仍然有时候会想"Do I really belong to here?" 大概因为我当时喜欢无病呻吟，才会对这种一帆风顺的生活的自我怀疑感到念念不忘。到现在自我怀疑成了常态，却常常盼望冥冥中有个声音跳出来，说，不用想，你就是属于XX。但是，说到底，那个完美的XX大约也是不存在的，或者它只是存在于不断怀疑“属于”是主动还是被动之间的那一点微薄的希望。
有些人犹豫选择，有些人没有选择，有些人满意选择，有些人做出了选择之后仍然不满和怀疑。我从心底困惑这其间的差别究竟在哪里，却又不得不心存感激地走进另一个选择轮回，寻找夹杂着讨厌的主动感和救命稻草般的被动感的“属于”。
希望所有带着希望的，或是失望的朋友们都好运。

如果我不转贴就没天理了。

断章

发布: 2008-12-26 09:04 | 作者: 北岛

1970年春，我从河北蔚县工地回北京休假，与同班同学曹一凡、史康成相约去颐和园。那年春天来得早，阳光四溢，连影子都是半透明的。我们并肩骑车，拦住马路，32路公共汽车鸣长笛，轰然驶过，扬起一阵烟尘。
      
       曹一凡是同学也是邻居。在“上山下乡运动”大潮中，他和史康成是立志扎根北京的“老泡”。所谓“老泡”，指的是泡病号留在城里的人，为数不多但不可小看——除了有抵挡各种压力的坚韧神经外，还得深谙病理知识及造假技术。幸好有他们留守，几个月后我随工地迁到北京远郊，每逢工休泡在一起，读书写作听音乐，被邻居庞家大嫂称为“三剑客”。
      
       北京近乎空城，颐和园更是人烟稀少。进正门，穿乐寿堂，玉兰花含苞欲放，木牌写着“折花者罚款50元”。在排云殿码头租船，绕过石舫，向后湖划去。一路说笑。后湖更静，唱俄罗斯民歌，召来阵阵回声。我们收起浆，让船漂荡。
      
       史康成站在船头，挺胸昂首朗诵：“解开情感的缆绳/告别母爱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红旗就是船帆/太阳就是舵手/请把我的话儿/永远记在心头……”停顿片刻，他继续下去：“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我为之一动，问作者是谁。郭路生，史康成说。朗读贺敬之和郭小川的诗，除琅琅上口，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就像票友早上吊嗓子。最初喜爱是因为革命加声音，待革命衰退，只剩下声音了。在工地干活吼一嗓子：“人应该这样生，路应该这样行——”，师傅们议论：这帮小子找不着老婆，看给急的。而郭路生的诗如轻拨琴弦，一下触动了某根神经。
      
       退船上岸，来到谐趣园，一个中年男人坐在游廊吹口琴，如醉如痴，专注自己的心事。我又想起刚才的诗句。郭路生是谁？我问。
      
       不知道，听说在山西杏花村插队，史康成耸耸肩说。
      
       原来是我们中的一个，真不可思议。我的七十年代就是从那充满诗意的春日开始的。当时几乎人人写旧体诗，陈词滥调，而郭路生的诗别开生面，为我的生活打开一扇意外的窗户。
      
       二
      
       1971年9月下旬某日中午，差5分12点，我照例赶到食堂内的广播站，噼啪打开各种开关，先奏《东方红》。唱片播放次数太多，嗞啦嗞啦，那旭日般亮出的大镲也有残破之音。接近尾声，我调低乐曲音量宣告：六建三工区东方红炼油厂工地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捏着嗓子高八度，字正腔圆，参照的是中央台新闻联播的标准。读罢社论，再读工地通讯员报道，满篇错别字，语速时快时慢，像录音机快进或丢转，好在没人细听，众生喧哗——现在是午餐时间。12点25分，另一播音员“阿驴”来接班。广播一点钟在《国际歌》声中结束。
      
       在食堂窗口买好饭菜，我来到大幕后的舞台，这是工地知青午餐的去处。说是与工人师傅“同吃同住”，“同住”不得已——几十号人睡大通铺，“同吃”就难了，除了话题，还有饭菜差异：知青工资低，可都是单身汉，专点两毛以上的甲级菜；而师傅拉家带口，只买五分一毛的丙级菜。
      
       头天晚上，在食堂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就在这大幕前，由书记传达中央文件。传达前早有不祥之兆。先是工地领导秘密碰头，跟政治局开会差不多；下一拨是党员干部，出门个个黑着脸；最后轮到我们工人阶级，等于向全世界宣布：9月13日，林副统帅乘飞机逃往苏联途中摔死了。
      
       说到政治学习，“雷打不动”，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以班组为单位。干了一天活，先抢占有利地形，打盹养神卷“大炮”。除了中央文件和社论，还什么都学，从《水浒》到《反杜林论》，这可难为大字不识的老师傅。而知青们来了精神，读了报纸读文件。那些专有名词在烟雾中沉浮。孟庆君师傅啐了唾沫开骂：杜林这小子真他妈不是东西，胆敢反对毛主席，先毙了再说。班长刘和荣一听乐了：小孟，学了半天你都没闹明白，人家如今在德国当教授，连恩格斯都管不了。插科打诨，政治学习成了娱乐。副班长周增尔（外号“比鸡多耳”）干咳一声，宣布散会。政治学习至少有一条好处：普及了国际地理知识——前天地拉那，昨天金边，如今又是哪儿？对了，温都尔汗。
      
       我端饭盆来到幕后，席地而坐。林副统帅的幽灵引导午餐话题，七嘴八舌，包括逃亡路线等假设。我开口说话，单蹦的词汇成语流，滔滔不绝，一发不可收拾。我说到革命与权力的悖论，说到马克思的“怀疑一切”，说到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出路……直到安智胜用胳膊肘捅我，这才看到众人眼中的惶惑，他们纷纷起身告辞。转眼间后台空了，就剩下我俩。安智胜原是十三中的，跟我在同班组干活，志趣相投，都长着反骨。那年头，友情往往取决于政治上的信任程度。我们默默穿过大幕，下阶梯，到水池边涮碗。
      
       回工棚取铁锹的路上，我仍沉浸在自由表达的激动中，再次被文革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所困扰：中国向何处去？我们以往读书争论，有过怀疑有过动摇，但从未有过这种危机感——如临深渊，无路可退。彻夜未眠，如大梦初醒——中国向何处去？或许更重要的是，我向何处去？
      
       阿开（我在工地的外号），安智胜打破沉默说。你得多个心眼儿。别那么实诚，刚才那番话要是有人汇报，就完蛋了。
      
       我试图回想刚才说过的话，却无法集中思想。时代，一个多么重的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可我们曾在这时代的巅峰。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我们突然成了时代的孤儿。就在那一刻，我听见来自内心的叫喊：我不相信——
      
       三
      
       1973年一个春夜，我和史保嘉来到永定门火车站，同行的有原清华附中的宋海泉。此行目的地是白洋淀邸庄，探望在那儿插队的赵京兴和陶洛诵。赵京兴是我在北京四中的同学，低我一级；陶洛诵是史保嘉师大女附中的同学。1969年，赵京兴因写哲学书稿被打成“反革命”，与女友陶洛诵一起锒铛入狱，半年前先后获释。
      
       为筹措路费，我把手表送委托行卖了——好像我们去时间以外旅行。等车时，在一家小饭馆吃宵夜，有道菜很有诗意，叫“桂花里脊”。保嘉和宋海泉聊天，我伏桌昏睡。汽笛声声。
      
       我们搭乘的是零点开出的慢车，吱嘎摇晃，几乎每个小站都停。凌晨到保定，乘长途车抵安新县城，与宋海泉分手，再搭渔船，中午到邸庄。那是个百十来户的小村，四面环水，村北头一排砖房是知青宿舍，他们住尽头两间，门前有块自留地，种瓜种豆。
      
       陶洛诵尖叫着，和保嘉又搂又抱。赵京兴矜持笑着，眼睛眯缝，在黑框眼镜后闪光。从老乡那儿买来猪肉鸡蛋，一起生火做饭，香飘四溢。我们在昏暗的灯光下举杯。百感交集——重逢的喜悦，劫后的庆幸，青春的迷惘，以及对晦暗时局的担忧。短波收音机播放外国古典音乐，飘忽不定，夹杂着怪怪的中文福音布道。在中国北方的水域，四个年轻人，一盏孤灯，从国家到监狱，从哲学到诗歌，一直聊到破晓时分。
      
       白洋淀的广阔空间，似乎就是为展示时间的流动——四季更迭，铺陈特有的颜色。不少北京知青到这儿落户，寻找自由与安宁。其实白洋淀非避乱世之地。1968年年底，我和同学来搞教育调查，正赶上武斗，被围在县城招待所多日，枪林弹雨。在造反派威逼下，我们硬着头皮参加武斗死难者的追悼会。
      
       当年学校组织批判赵京兴，流传着陶洛诵的情书中的一句话：“少女面前站着18岁的哲学家……”让我们惊羡不已。赵京兴内向，话不多，意志坚定。陶洛诵正好相反，她天性活泼，口无遮拦，永远是聚会的中心。在邸庄三天，我们常棹船出游。日落时分，湖水被层层染红，直到暮色四起，皓月当空。
      
       一天下午，我和赵京兴单独在一起，他随手翻开《战争与和平》第四卷开篇，想听听我的看法。那是作者关于战败后彼得堡生活的议论，有这样一段话（就我记忆所及）：“但是安定的、奢侈的、只操心现实中的一些幻影的彼得堡生活，还是老样子，透过这种生活方式，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意识到俄国老百姓处境的危险与困难……”
      
       见我一脸茫然，他说：在托尔斯泰看来，历史不仅仅是关于王公贵族的记载。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才是被历史忽略的最重要的部分。
      
       你说的也是中国当下的历史吗？我问。
      
       历史和权力意志有关，在历史书写中，文人的痛苦往往被夸大了。又有谁真正关心过平民百姓呢？看看我们周围的农民吧，他们生老病死，都与文字的历史无关。他说。
      
       离开邸庄，我们到大淀头去看望芒克。芒克在小学当体育老师。进村跟孩子一打听，全都认识，前簇后拥把我们带到小学校。芒克刚跟学生打完篮球，汗津津的，把我们带到他的住处。小屋低矮昏暗，但干净利索，炕边小桌上放着硬皮笔记本，那是他的诗稿。
      
       芒克解缆摇橹，身轻如燕，背后是摇荡的天空。刚解冻不久，风中略带寒意。是芒克把白洋淀，把田野和天空带进诗歌：“那冷酷而伟大的想象/是你在改造着我们生活的荒凉。”1973年是芒克诗歌的高峰期。他为自己23岁生日写下献辞：“年轻、漂亮、会思想。”
      
       四
      
       1974年11月下旬某个清晨，我写完中篇小说《波动》最后一句，长舒了口气。隔壁师傅们正漱口撒尿打招呼，叮当敲着饭盆去食堂。我拉开暗室窗帘，一缕稀薄的阳光漏进来，落在桌面，又折射到天花板上。
      
       一个多月前，工地宣传组孟干事找我，要我脱产为工地搞摄影宣传展，我不动声色，心中暗自尖叫：天助我也。我正为构思中的中篇小说发愁。首先是几十号人睡通铺，等大家入睡才开始读书写作，打开自制台灯——泡沫砖灯座，草帽灯罩，再蒙上工作服。再有，为了多挣几块钱，师傅们特别喜欢加班，半夜回宿舍累得贼死，把读书写作的精力都耗尽了。
      
       说来这还是我那“爱好者”牌捷克相机带来的好运：给师傅们拍全家福标准像遗照，外加免费洗照片，名声在外。我一边跟孟干事讨价还价，一边盘算小说布局：首先嘛，要专门建一间暗室，用黑红双层布料做窗帘，从门内安插销——道理很简单，胶片相纸极度敏感，有人误入，革命成果将毁于一旦。孟干事连连点头称是。
      
       暗室建成了，与一排集体宿舍的木板房毗邻，两米见方，一床一桌一椅，但独门独户。搬进去，拉上窗帘，倒插门，环顾左右。我掐掐大腿，这一切是真的：我成了世界上最小王国的国王。
      
       由于整天拉着窗帘，无昼夜之分，除了外出拍照，我把自己关在暗室里。在稿纸周围，是我设计并请师傅制作的放大机，以及盛各种药液的盆盆罐罐，我从黑暗中冲洗照片也冲洗小说，像炼金术士。工地头头脑脑视察，必恭候之，待收拾停当开门，他们对现代技术啧啧称奇。我再拍标准照“贿赂”他们，用布纹纸修版外加虚光轮廓，个个光鲜得像苹果鸭梨，乐不可支。
      
       原十三中的架子工王新华，那几天在附近干活，常来串门。他知道我正写小说，我索性把部分章节给他看。他不仅跟上我写作的速度，还出谋划策，甚至干预原创。他认为女主人公肖凌的名字不好，有消蚀灵魂的意思，必须更换。
      
       这暗室好像是专为《波动》设计的，有着舞台布景的封闭结构、多声部的独白形式和晦暗的叙述语调。在晨光中完成初稿的那一刻，我疲惫不堪，却处于高度亢奋状态。
      
       把手稿装订成册，首先想到的是赵一凡。自1971年相识起，我们成了至交。他是北京地下文化圈的中心人物，自幼伤残瘫痪，而那大脑袋装满奇思异想。　　他和家人同住大杂院，在后院角落，他另有一间自己的小屋。  
      
       待我在他书桌旁坐定，从书包掏出手稿。一凡惊异地扬起眉毛，用尖细的嗓音问：完成了？我点点头。他用两只大手翻着稿纸，翻到最后一页，抬起头，满意地抿嘴笑了。
      
       你把手稿就放在我这儿。见我面有难色，他接着说，你知道，我的公开身份是街道团支部书记，这里是全北京最安全的地方。
      
       想想也是，我把手稿留下。可回到家怎么都不踏实，特别是他那过于自信的口气，更让我不安。第三天下了班，我赶到他家，借口修改，非要取走手稿。一凡眯着眼直视我，大脑门上沁出汗珠，摊开双手，无奈地叹了口气。

  五　　　　　　　　　　　　　　　　　　　　　　　　　　　　　　　
      
       1975年2月初，刚下过一场雪，道路泥泞。我骑车沿朝内大街往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大楼东侧南拐，到前拐棒胡同11号下车。前院坑洼处，自行车挡底板照例哐啷一响。穿过一条长夹道，来到僻静后院，蓦然抬头，门上交叉贴着封条，上有北京公安局红色公章。突然间冒出四五个居委会老头老太太，围住我，如章鱼般抓住自行车。他们盘问我的姓名和单位，和赵一凡的关系。我信口胡编，趁他们稍一松懈，突破重围，翻身跳上自行车跑了。
      
       回家惊魂未定。人遇危难，总是先抱侥幸心理，但一想到多年通信和他收藏的手稿，心里反倒踏实了。让我犯怵的倒是躲在角落的苏制翻拍机（必是当时最先进的复制技术），如果《波动》手稿被他翻拍，落在警察手里，就算不致死罪，至少也得关上十年八年。我仔细计算翻拍所需的时间：手稿在他家放了两夜，按其过人精力及操作技术，应绰绰有余。但心存侥幸的是，既然手稿归他保管，又何必着急呢?
      
       出事第二天，工地宣传组解除我“首席摄影师”职位，逐出暗室，回原班组监督劳动。摄影宣传展无疾而终。孟干事宣布决定时，低头看自己的指甲，一丝冷笑，似乎总算解开暗室之谜。
      
       我灰头土脸，卷铺盖搬回铁工班宿舍。陈泉问我出什么事了。他是来自农村的扳金工，是我的铁哥儿们。可很难说清来龙去脉。陈泉叹了口气说：我知道你好这个——读呀写呀，可这都啥年头啦？别往枪口上撞。我嫌烦，往外挥挥手，他哼着黄色小调走出门。
      
       我每天继续打铁。在铁砧上，阎师傅的小锤叮当指引，而我的14磅大锤忽快忽慢，落点不准。他心里准在纳闷，但不闻不问。保卫组的人整天在铁工班转悠，跟师傅搭话拉家常，偏不理我。
      
       下了班，我忙于转移书信手稿，跟朋友告别，做好入狱准备。我去找彭刚，他是地下先锋画家，家住北京火车站附近。听说我的处境，二话没说，他跟他姐姐借了五块钱，到新侨饭店西餐厅，为我临别壮行。他小我六七岁，己有两次被关押的经验。席间他分析案情，教我如何对付审讯。皮肉之苦不算什么，他说，关键一条，绝对不能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新侨饭店门口分手，风乍起，漫天沙石。他拍拍我肩膀，叹了口气，黯然走开。
      
       那年我26岁，头一次知道恐惧的滋味：它无所不在，浅则触及肌肤——不寒而栗；深可进入骨髓——隐隐作痛。那是没有尽头的黑暗隧道，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我甚至盼着结局的到来，无论好坏。夜里辗转反侧，即使入睡，也会被经过的汽车惊醒，倾听是否停在楼下。车灯反光在天花板旋转，悄然消失，而我眼睁睁到天亮。
      
       几个月后，危险似乎过去了。危险意识是动物本能，不可言传，但毕竟有迹可寻：保卫组的人出现频率少了，见面偶尔也打招呼；政局有松动迹象：电影院上映罗马尼亚电影；女孩们穿戴发生微妙变化，从制服领口露出鲜艳的内衣。
      
       我决定动手修改《波动》。首先是对初稿不满，不甘心处于未完成状态。再说受过惊吓，胆儿反倒大起来。在家写作，父母跟着担惊受怕，唠叨个没完。我跟黄锐诉苦，他说他大妹黄玲家住十三陵公社，正好有间空房。
      
       我走后门开了一周病假，扛着折叠床，乘长途车来到远郊的昌平县城。黄昏时分，按地址找到一个大杂院，跟门口的男孩打听。他刚好认识黄玲，为我领路，穿过晾晒衣服被单的迷宫，直抵深处。黄玲和新婚的丈夫刚下班，招呼我一起吃晚饭。隔几户人家，他们另有一间小屋，仅一桌一椅，角落堆放着纸箱。支好折叠床，我不禁美滋滋的：天高皇帝远，总算找到“世外桃源”。
      
       没有窗帘，很早就被阳光吵醒。在桌上摊开稿纸，我翻开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电影剧本《卡萨布兰卡》。这本小书借来多日，爱不释手，对我的修改极有参考价值，特别是对话，那是小说中最难的部分。
      
       我刚写下一行，有人敲门，几个居委会模样的人隔窗张望。我把稿纸和书倒扣过来，开门，用肩膀挡住他们的视线。领头的中年女人干巴巴说：“我们来查卫生。”无奈，只好让开。她们在屋里转了一圈，东摸摸西动动，最后把目光落在倒扣的稿纸上。那女人问我来这儿干什么，答曰养病，顺便读读书。她抚摸稿纸一角，犹豫片刻，还是没翻过来。问不出所以然，她们只好悻悻走了。
      
       刚要写第二行，昨晚领路的男孩轻敲玻璃窗。他进屋神色慌张，悄悄告诉我：刚才，我听她们说，说你一定在写黄色小说。他们正去派出所报告。你快走吧。我很感动，摸摸他的头说：我是来养病的，没事儿。还得谢谢你了，你真好！他脸红了。给黄玲留下字条。五分钟后，我扛着折叠床穿过院子，仓皇逃窜。
      
       六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死讯投下巨大的阴影，小道消息满天飞，从报上排名顺序和字里行间，人们解读背后的含义。自3月底起，大小花圈随人流涌入广场，置放在纪念碑四周，堆积如山。松墙扎满白色纸花。
      
       我每天下了班，乘地铁从始发站苹果园出发，直奔天安门广场。穿行在茫茫人海中，不知何故，浑身直起鸡皮疙瘩。看到那些张贴的诗词，我一度产生冲动，想把自己的诗也帖出来，却感到格格不入。
      
       4月4日清明节正好是星期天，悼念活动达到高潮。那天上午，我从家乘１４路公共汽车到六部口，随着人流沿长安街一路往东，抵达广场。混迹在人群中，有一种隐身与匿名的快感，与他人分享温暖的快感，以集体之名逃避个人选择的快感。我想起列宁的话：“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在花圈白花的伪装下，广场有一种神秘的节日气氛。我东转转西看看。有人站在高处演讲，大家鼓掌欢呼，然后共谋一般，掩护他们消失在人海中。
      
       我回家吃完晚饭，又赶回天安门广场。趁着夜色，人们胆子越来越大。晚九点左右，我转悠到纪念碑东南角，在层层紧箍的人群中，突然听到有人高声朗读一篇檄文：“……江青扭转批林批孔运动的大方向，企图把斗争的矛头对准敬爱的周总理…… ”他读一句停顿一下，再由周围几个人同声重复，从里到外涟漪般扩散出来。公开点名“江青”，比含沙射影的诗词走得更远了，让我激动得发抖，不能自己。在苍茫暮色中，我坚信，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快要到来了。
      
       4月5日星期一，我上班时心神不宁，下班回家见到曹一凡，才知道事态的发展：当天下午，愤怒的人群不仅冲击人大会堂，还推翻汽车、火烧广场工人指挥部小楼。当晚，镇压的消息，通过各种非官方渠道传播，据说用棍棒打死无数人，广场血流成河。
      
       第二天一早，史康成骑车来找曹一凡和我，神色凝重，眉头紧锁，却平静地说，他是来道别的，把女朋友托付给我们。他决定独自去天安门广场静坐，以示抗议。那等于去找死。可在那关头，谁也无权劝阻他。他走后，我深感内疚：为什么不与他共赴国难？我承认自己内心的怯懦，为此羞惭，但也找到自我辩护的理由：“天生我材必有用”——我必须写下更多的诗，并尽早完成《波动》的修改。
      
       由于戒严，史康成根本无法进入广场，从死亡线上回来了，回到人间，回到女朋友和我们身边。两个月后，我改好《波动》第二稿。
      
       七
      
       1976年8月上旬某天下午，在同班同学徐金波陪伴下，我去新街口文具店买来厚厚的精装笔记本和小楷毛笔，回家找出刮胡刀片。打开笔记本扉页，在徐金波指导下，我右手握刀片，迟疑片刻，在左手中指划了一刀。尖利的疼痛。由于伤口不深，仅沁出几滴血珠，我咬牙再深划一刀，血涌出来，聚集在掌心。我放下刀片，用毛笔蘸着血在扉页上写下：“珊珊，我亲爱的妹妹”，泪水夺眶而出。
      
       大约十天前，1976年7月27日傍晚，家中只有我和母亲，她已调回人民银行总行医务室上班，父亲仍留在昌平的人大政协干校劳动，当工人的弟弟在山上植树造林，他们每周末回家。
      
       那天晚饭后来了个客人，叫姜慧，她娇小可爱，丈夫是高干子弟。她写了一部长篇政治小说，涉及文革中党内权力斗争，江青是主人公之一。说实话，那小说写得很粗糙，但话题敏感，正在地下秘密流传。
      
       九点半左右，姜慧起身告辞。我陪她下楼，到大院门口，看门的张大爷从传达室出来，说你们家长途电话。姜慧陪我进了传达室。拿起听筒，先是刺耳的电流声，电话接线员彼此呼叫。原来是湖北襄樊南障县的长途，是珊珊所在的工厂打来的。终于传来一个小伙子的声音，姓李，也是人民银行总行的子弟。他的声音忽近忽远，断断续续：珊珊，她、她……今天下午……在河里游泳……失踪了，你们别急，全厂的人都在寻找……你们还是派人来一趟吧……
      
       我紧握听筒，听到的是自己血液的轰响。传达室的灯在摇晃。姜慧关切的目光和遥远的声音。我不知所措，紧紧抓住她的手嗫嚅着，待冷静下来，示意她先走。
      
       回家脸色苍白，母亲问我出了什么事，我搪塞过去。骑车到电报大楼，给父亲和弟弟分别打电话。跟父亲只说珊珊生病了，让他明早回家。跟弟弟通话，我说“珊珊被淹了”，避开“死”这个字眼。
      
       再回到家母亲已躺下，她在黑暗中突然发问：到底出了什么事？我说没事，让她先睡。我在外屋饭桌前枯坐，脑海一片空白。我们兄妹感情最深，但近来因自身困扰，我很少给她回信。
      
       凌晨3点42分，山摇地动，墙上镜框纷纷落地，家具嘎嘎作响。从外面传来房屋倒塌的轰响和呼救声。我首先想到的是世界末日，心中竟有一丝快意。邻居呼喊，才知道是大地震。我搀扶着母亲，和人们一起涌到楼下。大院满是惊慌失措的人，衣衫不整。听说地震的中心在唐山一带。
      
       父亲和弟弟上午赶回，亲朋好友也闻讯而来，相聚在乱哄哄的大院中。这时收到珊珊的来信，是三天前写的。她在信中说一切都好，就是今年夏天特别热，要我们多保重。
      
       大家最后商定，先瞒着母亲，由表姐夫陪同我和父亲去襄樊。我和父亲一起上楼取旅行用品。他在前面，驼着背，几乎是爬行，我紧跟在后，跌跌撞撞，真想与争吵多年的父亲和解，抱着他大哭一场。
      
       由于地震，去襄樊的一路交通壅塞混乱，车厢拥挤不堪。到了目的地，才知道事故原委：7月27日下午，珊珊带几个女孩去蛮河游泳。那天上游水库泄洪，水流湍急，一对小姐妹被卷走了，妹妹消失在漩涡中。珊珊一把抓住姐姐，带她游向岸边，用全身力气把她托上岸，由于体力不支，她自己被急流卷走了。第二天早上，才在下游找到尸体。她就这样献出自己的生命，年仅23岁。
      
       在堆满冰块的空房间，我握住她那有颗黑痣的左手，失声痛哭。第二天火化时，我把她20岁生日时写的献诗放进棺木。我终日如游魂飘荡，从宿舍到办公室，从她出没的小路到出事地点。我把一把把野菊花抛进河中。
      
       在她的日记本上，我找到她写下的一行诗：“蓝天中一条小路。”是啊，自由与死亡同在，那有多大的吸引力。回家路上，我时时感到轮下的诱惑。但我知道，除了照顾父母，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我去完成，为了珊珊也为了我自己。我承担着两个生命的意志。
      
       掌中的血快用尽了，徐金波帮我挤压伤口，让更多的血流出来。我在纪念册的扉页上写道：珊珊，我亲爱的妹妹，我将追随你那自由的灵魂，为了人的尊严，为了一个值得献身的目标，我要和你一样勇敢，决不回头……（大意）
      
       八
      
       1976年9月9日下午，我和严力在芒克家聊天。芒克跟父母一起住计委大院，父亲是高级工程师，母亲是复兴医院护士长。严力住在附近，常来常往。我们正抽烟聊天，芒克的母亲进屋说，下午四点有重要广播。
      
       那是多事之秋。1月8日周恩来去世，3月8日吉林陨石雨，4月5日天安门事件，7月6日朱德去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还能再有什么大事？我们不约而同想到了一起，谁也没点破。
      
       下午4时，从家家户户的窗口传出哀乐，接着是播音员低沉的声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今日零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我们对视了几秒钟，会意一笑，但笑得有点怪，有点变形，好像被一拳打歪——这一时刻让人猝不及防。芒克顺手从床底下摸出半瓶“二锅头”，到厨房取来三个酒盅。斟满，三人默默干杯，再斟满，我们的笑容变得舒展，好像跨越了令人尴尬的瞬间。“这回有戏了，”芒克低声说。
      
       回家的路上，一扇扇窗户亮了。我骑得很慢，并不急于回家。高音喇叭和收音机相呼应，哀乐与悼词在空中回荡。有人在哭。北京初秋燥热，有一股烧树叶的味道。并行骑车的人有的己戴上黑纱，表情麻木，很难猜透他们在想什么。
      
       第二天早上，各单位和街道居委会搭建灵堂，组织追悼会，出门必戴黑纱。我正为珊珊服丧，这倒不难。再说我长期泡病号，很少出门，在家重读艾伦堡的《人·岁月·生活》。
      
       9月18日下午，在天安门举行官方追悼会，电视台电台现场直播。我们全楼仅我家有一台九吋黑白电视，成了文化中心。午饭后，楼下贺妈妈（曹一凡的母亲）和李大夫等老邻居陆续落座，一边安慰痛不欲生的母亲，一边等着看电视直播。我避开她们，独自退到窗口，在离电视机最远的地方坐下。那一刻，我有候鸟般精确的方位感：我背后正南约五公里是电报大楼，再沿长安街向东约三公里即天安门广场。
      
       从电视镜头看去，天安门广场一片肃杀，悼念的人们由黑白两色组成，国家领导人一字排开，表情呆滞，但想必各怀鬼胎。下午三时，由华国锋主持追悼会。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宣布：“全体起立，默哀三分钟……”我母亲和老邻居们慌忙站起来。我迟疑了一下，身不由己也站起来，低下头。我到底为谁起立默哀？自己也说不清，是为了我自幼崇敬而追随过的人，为了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珊珊，还是为了一个即将逝去的时代？
      
       九 　　　　　　　　　　　　　　　　　　　　　　　　　　　　　　　　　　　　　　　　
      
       1978年12月20日，北京下了场少见的大雪，几乎所有细节都被白色覆盖了。在三里屯使馆区北头有条小河，叫亮马河，过了小木桥，是一无名小村，再沿弯曲的小路上坡，拐进一农家小院，西房即陆焕兴的家。他是北京汽车厂分厂的技术员。妻子叫申丽灵，歌声就像她名字一样甜美。文革初期，她和父母一起被遣返回山东老家，多年来一直上访，如今终于有了一线希望。
      
       地处城乡之间的两不管地区（现称城乡结合部），这里成了严密统治的盲点。自七十年代中期起，我们几乎每周都来这里聚会，喝酒唱歌，谈天说地。每个月底，大家纷纷赶来换“月票”，陆焕兴是此中高手，从未出过差错。
      
       这里成了《今天》的诞生地。12月20日下午，张鹏志、孙俊世、陈加明、芒克、黄锐和我陆续到齐，加上陆焕兴一共七个。直到开工前最后一分钟，黄锐终于找来一台油印机，又旧又破，显然经过文革的洗礼。油印机是国家统一控制的设备，能找到已算很幸运了。大家立即动手干活——刻蜡版，印刷、折页，忙得团团转。
      
       那是转变之年。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成为政治松动的重要信号。上访者云集北京，有数十万人，他们开始在西单的灰色砖墙张贴大小字报，从个人申冤到更高的政治诉求。10月17日，贵州诗人黄翔带人在北京王府井张贴诗作，包括横幅标语“拆毁长城，疏通运河”，“对毛泽东要三七开”。11月14日，中共北京市委为1976年“四五事件”平反。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三次会议。12月初，邓小平通过加拿大《环球报》记者，向人们传递一个重要口信“民主墙是个好东西。”
      
       1978年9月下旬一天晚上，芒克和我在黄锐家的小院吃过晚饭，围着大杨树下的小桌喝酒聊天，说到局势的变化，格外兴奋。咱们办个文学刊物怎么样？ 我提议说。芒克和黄锐齐声响应。在沉沉暮色中，我们的脸骤然被酒精照亮。
      
       我们三天两头开会，商量办刊方针，编写稿件，筹集印刷设备和纸张。纸张不成问题。芒克是造纸厂工人，黄锐在工厂宣传科打杂，每天下班用大衣书包“顺”出来。张鹏志在院里盖了间小窝棚，成了开编辑会的去处。我们经常争得面红耳赤，直到深更半夜。张鹏志不停播放那几张旧唱片，特别是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那旋律激荡着我们的心。
      
       从12月20日起，我们干了三天两夜。拉上窗口小布帘，在昏暗的灯光下，大家从早到晚连轴转，谁累了就倒头睡一会儿。陆焕兴为大家做饭，一天三顿炸酱面。半夜一起出去解手，咯吱咯吱踩着积雪，沿小河边一字排开拉屎，眺望对岸使馆区的灯火。河上的脏冰反射着乌光。亮马河如同界河，把我们和另一个世界分开。
      
       12月22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干到晚上十点半终于完工，地上床上堆满纸页，散发着强烈的油墨味。吃了三天炸酱面，倒了胃口，大家决定下馆子好好庆祝一下。骑车来到东四十条的饭馆（全城少有的几家夜间饭馆之一），围小桌坐定，除了饭菜，还要了瓶二锅头，大家为《今天》的诞生默默干杯。
      
       我们边吃边商量下一步计划。首先要把《今天》贴遍全北京，包括政府部门（中南海、文化部）、文化机构（社会科学院、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和《诗刊》）和公共空间（天安门、西单民主墙），还有高等院校（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确定好张贴路线，接着讨论由谁去张贴。陆焕兴、芒克和我——三个工人两个单身，我们自告奋勇，决定第二天上午出发。
      
       从夜间饭馆出来，大家微醺。告别时难免有些冲动，互相拥抱时有人落了泪，包括我自己——此行凶多吉少，何时才能欢聚一堂。你们真他妈没出息，掉什么眼泪？陆焕兴朝地上啐了口唾沫，骂咧咧的。
      
       骑车回家路上，跟朋友一个个分手。我骑得摇摇晃晃，不成直线，加上马路上结冰，险些摔倒。街上空无一人。繁星，树影，路灯的光晕，翘起的屋檐像船航行在黑夜中。北京真美。“解开情感的缆绳/告别母爱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红旗就是船帆/太阳就是舵手/请把我的话儿/永远记在心头……”我想起头一次听到的郭路生的诗句，眼中充满泪水。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青春真美。

 2008年10月

前几日晚饭的时候fugue同学问我，你觉得学术对于你意味着什么? 其实这不是个适于饭时讨论的问题,影响消化. 可是想起来,我好像很长时间没有去面对这样"严肃"的问题了,又或者是,经历在多伦多黑暗的冬日之后,潜意识里在回避这个问题. 我不敢说我想清楚了，只是， 今早在图书馆某一刻的氛围,让我想起三年前面临抉择的时刻, 也让我多了一点面对这个问题的勇气.
学术与我为何? 也许这个问题最早出现是我高中时期开始发疯买一堆看不懂的正儿八经的学术书籍的时候,历史课上提到了某某人某某书,比如余英时汤因比李泽厚等等,然后立刻就钻进书店搜刮.那时候的"学术"纯是求知的快感, 也是武装自己"我知道的书你不知道"的骄傲心理.此种心理越演越烈,遂发展成我和后坐两男生买书的"攀比"之风,嘴上不说,聊天的时候心里却较着劲,看谁买的书更深奥,更"学术".直到某一日,他们从书店搬进教室一堆当时最近出版的德里达的专著,我便举手投降,败下阵来.时至今日,在经历无数次幻灭之后,在我无法再为一句"你读的书好多啊"感到自得之后,那种隐藏的求知的快感和骄傲心理,诚实得讲,远没有消失.或许毕竟,我还是要依靠"学术"来定义我之为我的不同.可是,在我开始嘲笑这种快感和骄傲心理的时候,"学术"对于我又是什么呢?
大三下学期这个问题又来了,那时候想起来是很浑浑噩噩的一个学期,跟风考GRE,明明对于出国其实一无所知；一时兴起去上人类学的课，估摸着是不是可以换个专业。自己梦想着未来有多种可能，却又在学期末丧气地自己把这些可能粉碎掉了。在老馆读了一天书，然后决定保研算了。其实是因为那是一条较容易的路，可是自己说服自己的时候，要加上浪漫化的理由。那天读了一本很喜欢的书，也喜欢读书时安静的氛围，那个时候，只是毫不怀疑要把书读下去的愿望。或许那种愿望就是我那时以为的“学术”。随后的几个月，我看着身边的人焦虑，自己却安之若素，yurou说我是笃定，倒不如说我那个时候只是逃避危机之后把一切都想得非常简单。
然后开始面对永远也写不满意的论文，面对申请失败，面对身处异国的幻灭与危机。曾经的笃定变成是“我到底是不是搞学术这块料”的疑问，现实的压力也不是那种快感和骄傲心理可以解决的了，那么我还应该坚持什么？奇怪的是人总可以在没找到答案之前就可以依靠惯性走下去。我好像还是在走“学术”之路，只是这里面混杂了老师和朋友的鼓励，偶尔看书的快乐，噩梦般地写论文的过程，还有总是对未来没有准备好的焦虑。似乎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在解决问题之前给自己一个意愿will，一个比较简单的意愿，只是为了快感，或者只是为了安静，而究竟能达到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前几日无聊时又复习了《毕业生》，或许学术现在对于我就像达斯丁霍夫曼最后坐上的那趟车，不知道车会走向哪，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下车，只不过碰巧车上的空座是自己唯一觉得暂时能feel like home的地方，这个时候只能感谢上苍，我在车上，先走再说吧。

凑热闹看完奥运,持续七年的期待与高潮总算落幕,而我漫长的空虚迷茫似乎才刚刚开始. 要从我的多个不解开始说起. 第一个不解是让我只有疲劳没有无法审美的cctv版开幕式和闭幕式，在听了了各种评论之后我的脑海里仍然只有一片壮观的灯光的印象，没有一张清晰的面孔，即便是点火炬的李宁。所以对于我，不喜欢的理由不是因为缺少现代的表述，不是因为被用滥的“中国元素”，更不是因为被外媒苛求的假唱，而是因为看不到个人，即使是万众瞩目的点火炬的光荣时刻，李宁也只不过成为了活动群像与庞大建筑物中的一个小点（也许这种审美才最“中国”？）。或许我也是苛求，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像阿里那样的人物。可是回头来想，究竟谁可以代表中国体育？土著运动员里无论说谁都欠了那么一些，欠的不是成绩，而是对于运动独特的阐释，或是台前幕后都让人印象深刻的个性。姚明是美国化的产物，而刘翔则是举国体制与职业运动夹生的结果，他最后一刻的脆弱或许正是不堪这两者挤压的反映。
第二个不解更是奇怪，我无意中看到李小鹏得金牌之后的赛后采访，其中一句大意如此，教练让我记住，我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是中国体操的一部分，是所有体操人努力的结果。看到这句话的时候莫名激动，最为不解。中国运动员的采访回答都大同小异，承认同性恋或是要超越某某这样的个性言论即便是有也不可能见诸于世。可是我不是想看到个人吗，怎么就被这样其实看着很官方的话感动了？那句话中的画面有很多，包括男团赢了又输输了又赢，包括李宁点火炬，甚至包括去美国才红起来的乔良。这一次，是从群像中才看到个人。从我这种程度的伪体育迷来看，尤其像举重这种项目，运动员胸前的CHINA标志大大超过他们的脸和名字。反过来看美国队，尽管媒体一再渲染这次“梦八”是为了美国来完成救赎，可是有几个人会真正在乎科比到底来自哪一国。民族情感和个人价值，怎么比都还是有差异。末了我的激动里竟然也包含对中国运动员的怜惜，他们的个人和作为global icon的个人，究竟还是不同。
Adidas的奥运广告，之前也是怎么都没看明白，要明星没有明星，模模糊糊一大片。翻到这期《艺术与设计》中创意团队的解释，原来是为了表现个人荣誉和民族情感的融合，才要以群像组合而塑造每一个运动员的个体形象。我不由感叹或许这只有在中国才会无法绕过的煞费苦心的创意。在集体中锻炼，被集体期待，却又要比赛中展现独一无二的技巧和能量。我此时才明白站在最高领奖台上看着国旗流泪的运动员，独一无二的，却又是与无数人同在的，的确是至高无上的体验。

 

现代人的五感之中最遭殃也是退化的最厉害的应该是嗅觉。《犀牛》里就暗讽声色世界对于鼻子的歧视，“鼻塞仅仅被视为一种感冒的症状”。在北京会鼻塞，不仅仅是因为感冒，可能是因为沙尘暴，可能是因为酒吧里舞台喷烟萦绕着香水汗水和指甲油的味道，也可能是因为奥运会。
我昨天站在北京南五环外三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垃圾“异世界”边上，决定要好好爱惜我的鼻子。全靠气味的导航，出租车司机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北京丰台区的垃圾填埋场，就在世界公园边上，我才知道原来鼻子的功用和GPS一样。司机说，北京的空气真是太适合开奥运会了，你们去拍照吧，我要在这里多呼吸一点空气长长高，这可都是高级肥料啊。我一边笑一边翻译给同行的多伦多来的意大利男生Matthew，告诉他在这垃圾坑的旁边有世界公园，那里面有假的埃菲尔铁塔。他说，真是个好办法，大家站在埃菲尔铁塔上闻到这么臭，就会觉得原来外国都是这么臭，还是北京好。我哈哈大笑，全不顾吸入了多少甲烷还是一氧化二氮，此时鼻子刺刺的感觉已经分不出香还是臭了。末了我们知道，这世上不仅有奥运福娃、奥运猪还有奥运垃圾坑，奥运垃圾覆盖土还有成千上万为奥运做贡献的宽容的鼻子。
我还听说了“垃圾资本”的流动，多伦多的垃圾“买”到密歇根填埋，中国的垃圾坑“卖”进了西方的垃圾。人的世界边上永远围着一圈垃圾，垃圾的世界才没有边。
如果举办香味奥运会的话，北京应该拿金牌。

目前为止的感想还很零碎，但既然大家都有动静了。。前日在nytimes首页上看到一篇文章，

Chinese Web sites remain heavily censored, and a brief flirtation with openness and responsiveness does not mean that China is headed toward Western-style democracy. On the contrary, if China manages to handle a big natural disaster bette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handled Hurricane Katrina, the achievement may underscore Beijing’s contention that its largely nonideological brand of authoritarianism can deliver good government as well as fast growth.

大意是，中国并非朝向西方式的民主发展，如果中国政府这次的地震救灾做的能比美国Katrina飓风救灾做的好，那么也可以说明并不是只有西式民主政府才是好政府，像中国这样具有集权特质的政府也可能是好政府。这段真是看得我有点小跌眼镜。关于什么是好政府已不是新鲜的问题，集权制可以提高救灾效率也是自古被证明的事实（记得黄仁宇还说中国发展成中央集权，一部分是因为要统筹治理黄河水患的缘故）。但是有了前一段风波的背景，在这个节骨眼上指出来颇有深意。xz的问题似乎还没有谈到xz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的问题。

但是中国的民众心理到底有没有太过依赖政府？这几天视频里弥漫着把温家宝弄得跟周恩来转世似的情绪，他的脸和哽咽的声音已经成为一种myth了。同时兼顾政府效率和遏制个人权力好像是永远的难题。有些仇共情绪的确是比较极端，但神话政府的情绪也令人担忧。

说到自己，最激动的时候是12号晚上回来看到数字以及第二天排队献血。12号晚上还和同学去看话剧，路上还有点冷嘲热讽，开玩笑说中南海也被震了吧（因为同伴比我更cynical）。回去之后才看到伤亡情况，当即觉得自己之前的行为很不堪，挂了个电话给成都同学，时断时续我也没听太清楚，难受的是他自己睡大街也不知道周围死了那么多人。在我看来，12号就开始的直播和信息公布对于之后社会力量的集结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这就要开始扯能动性和共时性的问题了。凿凿实实是一次“全民地震”，先通过亲友关系和现代通讯技术建立，接着是视频直播，再接着是把无形的地震变有形的以汶川为中心的“地震波”的图样由视觉烙印到人心里。老实说共时性感受自觉在自己身上产生如此大的效应还是第一次（为什么雪灾、台风没有？）。

救灾的能动性和共时性感受联系，但又不完全等同，或者说救灾的共时性感受不同于地震的共时性感受。献血时一主要感受是，有好些人可能开始并未被地震本身触动，而完全是被献血场面本身触动。包括我见到一些非常矛盾的场面，一边怀疑献血到底能不能救灾一边还坚持排队。一边质疑为什么富人不捐，美国不捐，或者说国家有钱足够救灾，可是自己还是坚持捐款，“别人有钱是别人的，我捐我的。”可以把救灾完全转化为个人行为，个人满足。

diaspora chinese的共时性？这个留待你们说。

给所有爱国的人，转自yurou

 

2008年4月21号到4月25号，哥伦比亚大学纪念伊拉克战争五周年，反战纪念周！呼吁所有哥大和纽约的朋友，加入反战纪念的活动和4月24号的游行！
如果一片红心只能授人以激进/盲目民族主义之口实；如果中国人欺负家乐福和藏人打砸抢汉人商铺，没有区别；如果Chatterjee说的第三世界nationalism的双重性（反现代性，尤其现代性中最启蒙主义欧洲中心的部分；以现代性标准为民族国家前提），还没有完全被遗忘。那国际主义路线，是不是当下中国人批判西方/反省自己，反抗双重强权（西方的，自己的）的起点？
伊拉克战争五周年。我们应该去游行。为伊拉克，为中东，为美国，为中国，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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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 From Bourbaki (posted in MITbbs)

昨天4月19号，伦敦、巴黎、洛杉矶等地都有华人的集会和静坐，让人感动。我不住在这些城市，无法去声援，很遗憾。如果我能去的话，我就会做一个不同的标语，表达一个让西方主流媒体不知所措的立场，而不只是向外国人重申
"我爱中国"，因为欧美人都爱他们自己的国家，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我认为，真正有力量的口号应该是 Oppose the Iraq War,
Not China! 。华人反对种族主义的声音应该让主流媒体听到，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采用怎样的声音，恐怕要动一下脑筋。除了爱国主义以外，中国几十年来还有另一个宝贵的资源，经常被我们忘记，那就是国际主义。如果华人反帝和反种族主义的唯一基础是爱国，那么新中国几十年来始终对世界上其他被欺压的种族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又当何讲？美英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马上就到了第五个年头，伊拉克人每天都在流血，还有巴勒斯坦人的命运...凡是有美英战争机器开入的地方都有无辜百姓在流血，这些都跟西方主流媒体袒护战犯的行为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华人能不能将自己的处境跟伊拉克人、阿富汗人、巴勒斯坦人的命运联在一起想？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说些什么。我想，起码华人在集会上可以打出一些标语，比如：Oppose the Iraq War, Not China
等等，因为真正的爱国主义是重新发扬新中国的国际主义精神。诗人北岛在他的《午夜之门〉的那篇文章里，体现的正是这种精神。《午夜之门〉描述了北岛作为海外华语诗人随同国际作家议会代表团访问巴勒斯坦的一段经历，其中有一节讲到加沙走廊：'
途经拉法省民警交通局，稍停。这儿紧挨联合国驻地，不久前被以色列武装直升机的导弹击中，房子掀了顶，门窗残缺。省长闻风赶来。但我们要赶路，只好匆匆握手告辞。赶到哨卡，联合国专车走特殊通道，也还是得排队。而另一边通道挤得满满的，一眼望不到头。罗基擦了擦脑门上的汗，说："我活了四十八年，从来没这么绝望过。人倒不怕穷，怕的是侮辱。你想想每天过哨卡就是一种侮辱。"布莱顿指着窗外一个在罗基手下工作的小伙子，说他准是中国人。一问，果然不错。他叫李之怡，是出生在美国的中国人，父母来自台湾。他已经不太会说中文了。小伙子高挑个儿，长得挺帅，聪明伶俐。他在哈佛读社会学时，到印度做过义工。去年大学毕业后他来这儿实习，原计划三个月，一拖再拖，打算过了夏天再回哈佛读硕士。他说，他父母都是搞科技的，不太能理解他，整天担惊受怕的。我答应他回美国给他父母打个电话，让他们放心。他一边跟我聊天，一边跟几个巴勒斯坦小伙子说笑。他的阿拉伯语似乎很流利。我为他骄傲，没多少海外华人的孩子能象他那样脱离主流文化走出物质生活的边界。'
我相信，北岛碰到的李之怡这样的年轻人，别处一定还有，他们的正义感和国际主义已经超越了爱国主义，让我很感动。奥运会给我们了一个机会，中国年轻人应该向世界强权喊出这样的口号

比平息战乱更难的是处理留下的记忆和永无止境的“叙事”。但凡争论起，要想在无休止的谴责和偏见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可用的思想资源总是最难寻得。转贴一篇，最重要的问题都在那，没有什么可多说的。坚信这世上有是非黑白的人就不用看了。

Protests in Tibet and Separatism: the Olympics and Beyond

Barry Sautman

 

Recent protests in Lhasa and other Tibetan areas were organized to embarras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head of the Olympics. The Tibetan Youth Congress (TYC), the major Tibetan exile organization that advocates independence for Tibet and has endorsed using violent methods to achieve it, has said as much. Its head, Tsewang Rigzin, stated in a March 15 interview with the Chicago Tribune that since it is likely that Chinese authorities would suppress protests in Tibet, “With the spotlight on them with the Olympics, we want to test them. We want them to show their true colors. That’s why we’re pushing this.” At the June, 2007 Conference for an Independent Tibet organized in India by “Friends of Tibet,” speakers pointed out that the Olympics present a unique opportunity for protests in Tibet. In January, 2008, exiles in India launched a “Tibetan People’s Uprising Movement” to “act in the spirit” of the violent 1959 uprising against Chinese government authority and focus on the Olympics.

 

Several groups of Tibetans were likely involved in the protests in Lhasa, including in the burning and looting of non-Tibetan businesses and attacks against Han and Hui (Muslim Chinese) migrants to Tibet. The large monasteries have long been centers of separatism, a stance cultivated by the TYC and other exile entities, many of which are financed by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or the US Congress’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Monks are self-selected to be especially devoted to the Dalai Lama. However much he may characterize his own position as seeking only greater autonomy for Tibet, monks know he is unwilling to declare that Tibet is an inalienable part of China, an act China demands of him as a precondition to formal negotiations. Because the exile regime eschews a separation of politics and religion, many monks deem adherence to the Dalai Lama’s stance of non-recognition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legitimacy in Tibet to be a religious obligation.

 

Reports on the violence have underscored that Tibetan merchants competing with Han and Hui are especially antagonistic to the presence of non-Tibetans. Alongside monks, Tibetan merchants were the mainstay of protests in Lhasa in the late 1980s and early 1990s. This time around, many Han and Hui-owned shops were torched. Many of those involved in arson, looting, and ethnic-based beatings are also likely to have been unemployed young men. Towns have experienced much rural-to-urban migration of Tibetans with few skills needed for urban employment. Videos from Lhasa showed the vast majority of rioters were males in their teens or twenties.

 

The recent actions in Tibetan areas differ from the broad-based demonstrations of “people power” movements in several parts of the world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They hardly show the overwhelming Tibetan anti-Chinese consensus portrayed in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The highest media estimate of Tibetans who participated in protests is 20,000 — by Steve Chao, the Beijing Bureau Chief of Canadian Television News, i.e. one of every 300 Tibetans. Compare that to the 1986 protests against the Marcos dictatorship by about three million — one out of every 19 Filipinos.

 

Tibetans have legitimate grievances about not being sufficiently helped to compete for jobs and in business with migrants to Tibet. There is also job discrimination by Han migrants in favor of family members and people from their native places. The gaps in education and living standards between Tibetans and Han are substantial and too slow in narrowing. The grievances have long existed, but protests and rioting took place this year because the Olympics make it opportune for separatists to advance their agenda. Indeed, there was a radical disconnect between Tibetan socio-economic grievances and the slogans raised in the protests, such as “Complete Independence for Tibet” and “May the exiles and Tibetans inside Tibet be reunited,” slogans that not coincidentally replicate those raised by pro-independence Tibetan exiles.

 

While separatists will not succeed in detaching Tibet from China by rioting, they believe that China will eventually collapse, like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Yugoslavia, and they seek to establish their claim to rule before that happens. Alternatively, they think that the United States may intervene, as it has elsewhere, to foster the breakaway of regions in countries to which the US is antagonistic, e.g. Kosovo and southern Suda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lso fears such eventualities, however unlikely they are to come to pass. It accordingly acts to suppress separatism, an action that comports with its right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Separatists know they can count on the automatic sympathy of Western politicians and media, who view China as a strategic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mpetitor. Western elites have thus widely condemned China for suppressing riots that these elites would never allow to go unsuppressed in their own countries. They demand that China be restrained in its response; yet, during the Los Angeles uprising or riots of 1992 — which spread to a score of other major cities — President George H.W. Bush stated when he sent in thousands of soldiers, that “There can be no excuse for the murder, arson, theft or vandalism that have terrorized the people of Los Angeles . . . Let me assure you that I will use whatever force is necessary to restore order.” Neither Western politicians nor mainstream media attacked him on this score, while neither Western leaders nor the Dalai Lama have criticized those Tibetans who recently engaged in ethnic-based attacks and arson.

 

Western elites giv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o recognition for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the lives of Tibetans as a result of subsidies from the China’s central government and provinces, improvements that the Dalai Lama has himself admitted. Western politicians and media also consistently credit the Dalai Lama’s charge that “cultural genocide” is underway in Tibet, even though the exiles and their supporters offer no credible evidence of the evisceration of Tibetan language use, religious practice or art. In fact, more than 90% of Tibetans speak Tibetan as their mother tongue. Tibet has about 150,000 monks and nuns, the highest concentration of full-time “clergy” in the Buddhist world. Western scholars of Tibetan literature and art forms have attested that it is flourishing.

 

Ethnic contradictions in Tibet arise from the demography, economy and politics of the Tibetan areas. Separatists and their supporters claim that Han Chinese have been “flooding” into Tibet, “swamping” Tibetans demographically. In fact, between the national censuses of 1990 and 2000 (which count everyone who has lived in an area for six months or more), the percentage of Tibetans in the Tibetan areas as a whole increased somewhat and Han were about one-fifth of the population.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2005 mini-census shows that from 2000-2005 there was a small in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Han in the central-western parts of Tibet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or TAR) and little change in eastern Tibet. Pro-independence forces want the Tibetan areas cleansed of Han (as happened in 1912 and 1949); the Dalai Lama has said he will accept a three-to-one Tibetan to non-Tibet population ratio, but he consistently misrepresent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s one of a Han majority. Given his status as not merely the top Tibetan Buddhist religious leader, but as an emanation of Buddha, most Tibetans credit whatever he says on this or other topics.

 

The Tibetan countryside, where three-fourths of the population lives, has very few non-Tibetans. The vast majority of Han migrants to Tibetan towns are poor or near-poor. They are not personally subsidized by the state; although like urban Tibetans, they are indirectly subsidized by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that favors the towns. Some 85% of Han who migrate to Tibet to establish businesses fail; they generally leave within two to three years. Those who survive economically offer competition to local Tibetan business people, but a comprehensive study in Lhasa has shown that non-Tibetans have pioneered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sectors that some Tibetans have later entered and made use of their local knowledge to prosper.

 

Tibetans are not simply an underclass; there is a substantial Tibetan middle class, based in government service, tourism, commerce, and small-scale manufacturing/ transportation. There are also many unemployed or under-employed Tibetans, but almost no unemployed or underemployed Han because those who cannot find work leave. Many Han migrants have racist attitudes toward Tibetans, mostly notions that Tibetans are lazy, dirty, and obsessed with religion. Many Tibetans reciprocate with representations of Han as rich, money-obsessed and conspiring to exploit Tibetans. Long-resident urban Tibetans absorb aspects of Han culture in much the same way that ethnic minorities do with ethnic majority cultures the world over. Tibetans are not however being forcibly “Sincized.” Most Tibetans speak little or no Chinese. They begin to learn it in the higher primary grades and, in many Tibetan areas, must study in it if they go on to secondary education. Chinese, however, is one of the two most important languages in the world and considerable advantages accrue to those who learn it, just as they do to non-native English speakers.

 

The Tibetan exiles argue that religious practice is sharply restricted in Tibetan area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the right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to regulate religious institutions to prevent them from being used as vehicles for separatism and the control of religion is in fact mostly a function of the state’s (overly-developed) concern about separatism and secondarily about how the hyper-development of religious institutions counteracts “development” among ethnic Tibetans. Certain state policies do infringe on freedom of religion; for example, the forbidding, in the TAR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of state employees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religious rites. The lesser degree of control over religion in the eastern Tibetan areas beyond the TAR– at least before the events of March, 2008 — indicate however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alibrates its control according to the perceived degree of separatist sentiment in the monasteries.

 

The Dalai Lama’s regime was of course itself a theocracy that closely regulated the monasteries, including the politics, hierarchy and number of monks. The exile authorities today circumscribe by fiat those religious practices they oppose, such as the propitiation of a “deity” known as Dorje Shugden. The cult of the Dalai Lama, which is even stronger among monks than it is among Hollywood stars, nevertheless mandates acceptance of his claim that restrictions on religious management and practice in Tibet arise solely from the Chinese state’s supposed anti-religious animus. Similarly, the cult requires the conviction that the Dalai Lama is a pacifist, even though he has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 endorsed all wars waged by the US.

 

The Dalai Lama is a Tibetan ethnic nationalist whose worldview is — in US terms — both liberal and conservative. He and many of his foreign supporters have a pronounced affinity for conservative politicians, such as Bush, Thatcher, Lee Teng-hui and Ishihara Shintaro, but they can get along well with liberals like US Speaker Nancy Pelosi, because they are virulently anti-communist and anti-China.

 

The Dalai Lama is far from being a supporter of oppressed peoples. For example, in 2002, when he visited Australia, the Dalai Lama, upon arriving in Melbourne, noted “he had flown over ‘a large empty area’ of Australia that could house millions of people from other densely populated continents.” The area is, of course, not wholly empty, as it contains Aborigines. To them, the Dalai Lama proffered the advice that “black people ‘should appreciate what white people have brought to this country, its development.’” (R. Callick, “Dalai Lama Treads Fine Line,”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May 22, 200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economy” has had much the same effect in Tibetan areas as in the rest of China, i.e. increased exploitation, exacerbated income and wealth differentials, and rampant corruption. The degree to which this involves an “ethnic division of labor” that disadvantages Tibetans is however exaggerated by separatists in order to foster ethnic antagonism. For example, Tibet is not the poorest area of China, as is often claimed. It is better off than several other ethnic minority areas and even than some Han areas, in large measure due to heavy government subsidies. Rural Tibetans as well receive more state subsidies than other minorities. The exile leaders employ hyperbole not only in terms of the degree of empirical difference, but also concerning the more fundamental ethnic relationship in Tibet: in contrast to, say, Israel/Palestine, Tibetans have the same rights as Han, they enjoy certain preferential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ies, and about half the top party leaders in the TAR have been ethnic Tibetans.

 

Tibet has none of the indicia of a colony or occupied territory and thus has no relationship to self-determination, a concept that in recent decades has often been misused, especially by the US, to foster the breakup of states and consequent emiseration of their populations. A settlement betwe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ibetan exile elites is a pre-condition for the mitigation of Tibetan grievances because absent a settlement, ethnic politics will continue to subsume every issue in Tibet, as it does for example, in Taiwan and Kosovo, where ethnic binaries are constructed by “ethnic political entrepreneurs,” who seek to outbid each other for support.

 

The protests in Tibet had no progressive aspect. Many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ethnic murders, beatings and arsons in Lhasa were poor rural migrants to the city, but the slogans there and elsewhere in Tibet almost all concerned independence or the Dalai Lama. There have been many movements the world over in which marginalized people have taken a reactionary and often racist road, for example, al-Qaeda or much of the base of the Nazis. The riots in Tibet also have done nothing to advance discussions of a political settlement betwe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exiles, yet a settlement is necessary for the substantial mitigation of Tibetan grievances. For Tibetan pro-independence forces, a setback to such efforts may have been their very purpose in fostering the riots. Tibetan pro-independence forces, like separatists everywhere, seek to counter any view of the world that is not ethnic-based and to thwart all efforts to resolve ethnic contradictions, in order to boost the mobilization needed to sustain their ethnic nationalist projects. They have claimed that China will soon collapse and the US will thereafter increase its patronage of a Tibetan state elite, to the benefit of ordinary Tibetans. One only has to look round the world at the many humanitarian catastrophes that have resulted from such thinking to project what consequences are likely to follow for ordinary Tibetans if the separatist fantasy were fulfilled.

 

它是一种矜持的嘲讽，也含着温暖的鼓励，鼓励我们在这个他既渴望又不屑的尘世中得过且过，苟安偷生。
——格非《蒙娜丽莎的微笑》

 

记不清是三年前还是更久，格非在课上讲到的那个从楼上翩然而下的“最后的贵族”，终于落到《蒙娜丽莎的微笑》中重生。我只是模糊记得，在课上讲起胡河清的笑话并没有掩饰住对于他的死的沉重。老实说阅读之中我几度怀疑这应该是一篇缅人的散文，到结尾的梦境时才确认这又是另一个关于格非他自己，关于绝望与希望的故事。在我自己的阅读中，老实说，格非写梦境早已无甚新鲜特别，人面桃花系列也反复出现，甚至近乎老套，“微笑”的隐喻早就被《伯格曼的微笑》所揭示。可是这一次再读“微笑”，从梦境中走出来，我竟有长长的怅然，郁郁不得解。和近乎揶揄地对待《山河入梦》的心情大为不同，莫非我真的老了？
原本我这个小说入门者无甚发言权。自《褐色鸟群》起我一直对格非的小说一知半解，迟迟入不了门，总觉得什么地方咯硬不顺畅。大约我读书常常见树不见林，过分拘泥细节，叙事学也念得太差。要我讲出一篇小说的好坏来我也只能支支吾吾退缩不前。可是我这个笨拙的读者却也发现格非变“笨拙”了，他收起了他擅长的某一面，开始了“执着”的笨拙，当然也不会讨着好。《人面桃花》系列某些沉重的部分常常和他的叙事互相牵制，过了，或不及。可是《微笑》却好像变轻松了，有了很多真正是“趣味”的地方，非常的亲切平易，也许这“轻”的底子才是让我怅然无法释怀的原因。
也许我也是被他的小说嘲讽和鼓励而苟且偷生的人。因此我愿意勇敢的说这是我看过格非小说最喜欢的一篇。推荐。

原文太长，看这里，做研究生之前看，会觉得是说教，现在看，会问，为什么我不能回到两年前？

王汎森，1958年10月25日生，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本科（1980）和硕士（1983），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博士（1993）。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中央研究院院士。

一、研究生与大学生的区别

首先跟大家说明一下研究生和大学生的区别。大学生基本上是来接受学问、接受知识的，然而不管是对于硕士时期或是博士时期的研究而言，都应该准备要开始制造新的知识，我们在美国得到博士学位时都会领到看不懂的毕业证书，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我问了一位懂拉丁文的人，上面的内容为何？他告诉我：「里头写的是恭喜你对人类的知识有所创新，因此授予你这个学位。」在中国原本并没有博硕士的学历，但是在西方他们原来的用意是，恭贺你已经对人类普遍的知识有所创新，这个创新或大或小，都是对于普遍的知识有所贡献。这个创新不会因为你做本土与否而有所不同，所以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很用心、很深刻的思考，大学生和研究生是不同的。

（一）选择自己的问题取向，学会创新

你一旦是研究生，你就已经进入另一个阶段，不只是要完全乐在其中，更要从而接受各种有趣的知识，进入制造知识的阶段，也就是说你的论文应该有所创新。由接受知识到创造知识，是身为一个研究生最大的特色，不仅如此，还要体认自己不再是个容器，等着老师把某些东西倒在茶杯里，而是要开始逐步发展和开发自己。做为研究生不再是对于各种新奇的课照单全收，而是要重视问题取向的安排，就是在硕士或博士的阶段里面，所有的精力、所有修课以及读的书里面都应该要有一个关注的焦点，而不能像大学那般漫无目标。大学生时代是因为你要尽量开创自己接受任何东西，但是到了硕士生和博士生，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完成论文，那篇论文是你个人所有武功的总集合，所以这时候必须要有个问题取向的学习。

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跨越一个重要的领域，将决定你未来的成败。我也在台大和清华教了十几年的课，我常常跟学生讲，选对一个领域和选对一个问题是成败的关键，而你自己本身必须是带着问题来探究无限的学问世界，因为你不再像大学时代一样泛滥无所归。所以这段时间内，必须选定一个有兴趣与关注的主题为出发点，来探究这些知识，产生有机的循环。由于你是自发性的对这个问题产生好奇和兴趣，所以你的态度和大学部的学生是截然不同的，你慢慢从被动的接受者变成是一个主动的探索者，并学会悠游在这学术的领域。

怎样进入一个领域最好，我个人觉得只有两条路，其中一条就是让他不停的念书、不停的报告，这是进入一个陌生的领域最快，又最方便的方法，到最后不知不觉学生就会知道这个领域有些什么，我们在不停念书的时候常常可能会沉溺在细节里不能自拔，进而失去全景，导致见树不见林，或是被那几句英文困住，而忘记全局在讲什么。藉由学生的报告，老师可以讲述或是厘清其中的精华内容，经由老师几句提点，就会慢慢打通任督二脉，逐渐发展一种自发学习的能力，同时也知道碰到问题可以看哪些东西。就像是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修过一些我完全没有背景知识的国家的历史，所以我就不停的念书、不停的逼着自己吸收，而老师也只是不停的开书目，运用这样的方式慢慢训练，有一天我不再研究它时，我发现自己仍然有自我生产及蓄发的能力，因为我知道这个学问大概是什么样的轮廓，碰到问题也有能力可以去查询相关的资料。所以努力让自己的学习产生自发的延展性是很重要的。

研究生如何训练自己？就是每天、每周或每个月给自己一个挑战，要每隔一段时间就给自己一个挑战，挑战一个你做不到的东西，你不一定要求自己每次都能顺利克服那个挑战，但是要努力去尝试。我在我求学的生涯中，碰到太多聪明但却一无所成的人，因为他们很容易困在自己的障碍里面，举例来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碰到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就是没办法克服他给自己的挑战，他就总是东看西看，虽然我也有这个毛病，可是我会定期给我自己一个挑战，例如：我会告诉自己，在某一个期限内，无论如何一定要把这三行字改掉，或是这个礼拜一定要把这篇草稿写完，虽然我仍然常常写不完，但是有这个挑战跟没这个挑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挑战三次总会完成一次，完成一次就够了，就足以表示克服了自己，如果觉得每一个礼拜的挑战，可行性太低，可以把时间延长为一个月的挑战，去挑战原来的你，不一定能做到的事情。不过也要切记，硕士生是刚开始进入这一个领域的新手，如果一开始问题太小，或是问题大到不能控制，都会造成以后研究的困难。

各位要记得我以前的老师所说的一句话：「硕士跟博士是一个训练的过程，硕士跟博士不是写经典之作的过程。」我看过很多人，包括我的亲戚朋友们，他之所以没有办法好好的完成硕士论文，或是博士论文，就是因为他把它当成在写经典之作的过程，虽然事实上，很多人一生最好的作品就是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因为之后的时间很难再有三年或六年的时间，沉浸在一个主题里反复的耕耘，当你做教授的时候，像我今天被行政缠身，你不再有充裕的时间好好探究一个问题，尤其做教授还要指导学生、上课，因此非常的忙碌，所以他一生最集中又精华的时间，当然就是他写博士、或是硕士论文的时候，而那一本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但不一定要刻意强求，要有这是一个训练过程的信念，应该清楚知道从哪里开始，也要知道从哪里放手，不要无限的追下去。当然我不是否认这个过程的重要性，只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把论文的完成当成一个目标，不要成为是一种的心理障碍或是心理负担。这方面有太多的例子了，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的时候，那边旧书摊有一位非常博学多文的旧书店老板，我常常赞叹的对他说：「你为什么不要在大学做教授。」他说：「因为那篇博士论文没有写完。」原因在于他把那个博士论文当成要写一本经典，那当然永远写不完。如果真能写成经典那是最好，就像美丽新境界那部电影的男主角JohnNash一样，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博士那二十几页的论文，不过切记不要把那个当作是目标，因为那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应该要坚定的告诉自己，所要完成的是一份结构严谨、论述清楚与言之有物的论文，不要一开始就期待它是经典之作。如果你期待它是经典之作，你可能会变成我所看到的那位旧书摊的老板，至于我为什么知道他有那么多学问，是因为那时候我在找一本书，但它并没有在旧书店里面，不过他告诉我：「还有很多本都跟他不相上下。」后来我对那个领域稍稍懂了之后，证明确实如他所建议的那般。一个旧书店的老板精熟每一本书，可是他就是永远无法完成，他梦幻般的学位论文，因为他不知道要在哪里放手，这一切都只成为空谈。

（三）论文的正式写作

1. 学习有所取舍

到了写论文的时候，要能取也要能舍，因为现在信息爆炸，可以看的书太多，所以一定要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知识树，首先，要有一棵自己的知识树，才能在那棵树挂相关的东西，但千万不要不断的挂不相关的东西，而且要慢慢的舍掉一些挂不上去的东西，再随着你的问题跟关心的领域，让这棵知识树有主干和枝叶。然而这棵知识树要如何形成？第一步你必须对所关心的领域中，有用的书籍或是数据非常熟悉。

2. 形成你的知识树

我昨天还请教林毓生院士，他今年已经七十几岁了，我告诉他我今天要来作演讲，就问他：「你如果讲这个题目你要怎么讲？」他说：「只有一点，就是那重要的五、六本书要读好几遍。」因为林毓生先生是海耶克，还有几位近代思想大师在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他们受的训练中很重要的一部份是精读原典。这句话很有道理，虽然你不可能只读那几本重要的书，但是那五、六本书将逐渐形成你知识树的主干，此后的东西要挂在上面，都可以参照这一个架构，然后把不相干的东西暂放一边。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你不可能读遍天下所有的好书，所以要学习取舍，了解自己无法看遍所有有兴趣的书，而且一但看遍所有有兴趣的书，很可能就会落得普林斯顿街上的那位旧书店的老板一般，因为阅读太多不是自己所关心的领域的知识，它对于你来说只是一地的散钱。

3. 掌握工具

在这个阶段一定要掌握语文与合适的工具。要有一个外语可以非常流畅的阅读，要有另外一个语文至少可以看得懂文章的标题，能学更多当然更好，但是至少要有一个语文，不管是英文、日文、法文……等，一定要有一个语文能够非常流畅的阅读相关书籍，这是起码的前提。一旦这个工具没有了，你的视野就会因此大受限制，因为语文就如同是一扇天窗，没有这个天窗你这房间就封闭住了。为什么你要看得懂标题？因为这样才不会有重要的文章而你不知道，如果你连标题都看不懂，你就不知道如何找人来帮你或是自己查相关的数据。其它的工具，不管是统计或是其它的任何工具，你也一定要多掌握，因为你将来没有时间再把这样的工具学会。

4. 突破学科间的界线

应该要把跨学科的学习当作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是跨学科涉及到的东西必须要对你这棵知识树有帮助，要学会到别的领域稍微偷打几枪，到别的领域去摄取一些概念，对于本身关心的问题产生另一种不同的启发，可是不要泛滥无所归。为什么要去偷打那几枪？近几十年来，人们发现不管是科学或人文，最有创新的部份是发生在学科交会的地方。为什么会如此？因为我们现在的所有学科大部分都在西方十九世纪形成的，而中国再把它转借过来。十九世纪形成这些知识学科的划分的时候，很多都带有那个时代的思想跟学术背景，比如说，中研院的李院长的专长就是物理化学，他之所以得诺贝尔奖就是他在物理和化学的交界处做工作。像诺贝尔经济奖，这二十年来所颁的奖，如果在传统的经济学奖来看就是旁门走道，古典经济学岂会有这些东西，甚至心理学家也得诺贝尔经济奖，连John Nash这位数学家也得诺贝尔经济奖，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在学科的交界上，学科跟学科、平台跟平台的交界之处有所突破。在平台本身、在学科原本最核心的地方已经search太多次了，因此不一定能有很大的创新，所以为什么跨领域学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常常一篇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最重要、最关键的，是那一个统摄性的重要概念，而通常你在本学科里面抓不到，是因为你已经泡在这个学科里面太久了，你已经拿着手电筒在这个小仓库里面照来照去照太久了，而忘了还有别的东西可以更好解释你这些材料的现象，不过这些东西可遇而不可求。John Nash这一位数学家为什么会得诺贝尔数学奖？为什么他在赛局理论的博士论文，会在数十年之后得诺贝尔经济奖？因为他在大学时代上经济学导论的课，所以他认为数学可以用在经济方面来思考，而这个东西在一开始，他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用处。他是在数学和经济学的知识交界之处做突破。有时候在经济学这一个部分没有大关系，在数学的这一个部分也没有大关系，不过两个加在一起，火花就会蹦出来。

5. 论文题目要有延展性

对一个硕士生或博士生来说，如果选错了题目，就是失败，题目选对了，还有百分之七十胜利的机会。这个问题值得研一、博一的学生好好思考。你的第一年其实就是要花在这上面，你要不断的跟老师商量寻找一个有意义、有延展性的问题，而且不要太难。我在国科会当过人文处长，当我离开的时候，每次就有七千件申请案，就有一万四千个袋子，就要送给一万四千个教授审查。我当然不可能看那么多，可是我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看申诉。有些申诉者认为：「我的研究计划很好，我的著作很好，所以我来申诉。」申诉通过的大概只有百分之十，那么我的责任就是在百分之九十未通过的案子正式判决前，再拿来看一看。有几个印象最深常常被拿出来讨论的，就是这个题目不必再做了、这个题目本身没有发展性，所以使我更加确认选对一个有意义、有延展性、可控制、可以经营的题目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学生常常选非常难的题目，我说你千万不要这样，因为没有人会仔细去看你研究的困难度，对于难的题目你要花更多的时间阅读史料，才能得到一点点东西；要挤很多东西，才能筛选出一点点内容，所以你最好选择一个难易适中的题目。

我写过好几本书，我认为我对每一本书的花的心力都是一样，虽然我写任何东西我都不满意，但是在过程中我都绞尽脑汁希望把他写好。目前为止很多人认为我最好的书，是我二十几岁刚到史语所那一年所写的那本书。我在那本书花的时间并不长，那本书的大部分的稿子，是我和许添明老师同时在当兵的军营里面写的，而且还是用我以前旧的笔记写的。

大陆这些年有许多出版社，反复要求出版我以前的书，尤其是这一本，我说：「不行。」因为我用的是我以前的读书笔记，我怕引文有错字，因为在军队营区里面随时都要出操、随时就要集合，手边又没有书，怎么可能好好的去核对呢？而如果要我重新校正一遍，又因为引用太多书，实在没有力气校正。

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我后来想一想，那本书之所以比较好，可能是因为那个题目可延展性大，那个题目波澜起伏的可能性大。很多人都认为，我最好的书应该是剑桥大学出的那一本，不过我认为我最好的书一定是用中文写的，因为这个语文我能掌握，英文我没办法掌握得出神入化。读、写任何语文一定要练习到你能带着三分随意，那时候你才可以说对于这一个语文完全理解与精熟，如果你还无法达到三分的随意，就表示你还在摸索。

回到我刚刚讲的，其实每一本书、每一篇论文我都很想把它写好。但是有些东西没办法写好，为什么？因为一开始选择的题目不够好。因此唯有选定题目以后，你的所有训练跟努力才有价值。我在这里建议大家，选题的工作要尽早做，所选的题目所要处理的材料最好要集中，不要太分散，因为硕士生可能只有三年、博士生可能只有五年，如果你的材料太不集中，读书或看数据可能就要花掉你大部分的时间，让你没有余力思考。而且这个题目要适合你的性向，如果你不会统计学或讨厌数字，但却选了一个全都要靠统计的论文，那是不可能做得好。

6. 养成遵照学术格式的写作习惯

另一个最基本的训练，就是平时不管你写一万字、三万字、五万字都要养成遵照学术规范的习惯，要让他自然天成，就是说你论文的脚注、格式，在一开始进入研究生的阶段就要培养成为你生命中的一个部份，如果这个习惯没有养成，人家就会觉得这个论文不严谨，之后修改也要花很多时间，因为你的论文规模很大，可能几百页，如果一开始弄错了，后来再重头改到尾，一定很耗时费力，因此要在一开始就养成习惯，因为我们是在写论文而不是在写散文，哪一个逗点应该在哪里、哪一个书名号该在哪里、哪一个地方要用引号、哪一个要什么标点符号，都有一定的规定，用中文写还好，用英文有一大堆简称。在1960年代台湾知识还很封闭的时候，有一个人从美国回来就说：「美国有个不得了的情形，因为有一个人非常不得了。」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得了，他说：「因为这个人的作品到处被引用。」他的名字就叫ibid。所谓ibid就是同前作者，这个字是从拉丁文发展出来的，拉丁文有一大堆简称，像et. al.就是两人共同编的。英文有一本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就是专门说明这一些写作规范。各位要尽早学会中英文的写作规范，慢慢练习，最后随性下笔，就能写出符合规范的文章。

7. 善用图书馆

图书馆应该是研究生阶段最重要的地方，不必读每一本书，可是要知道有哪些书。我记得我做学生时，新进的书都会放在图书馆的墙上，而身为学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书名看一看。在某些程度上知道书皮就够了，但是这仍和打计算机是不一样的，你要实际上熟悉一下那本书，摸一下，看一眼目录。我知道现在从计算机就可以查到书名，可是我还是非常珍惜这种定期去browse新到的书的感觉，或去看看相关领域的书长成什么样子。中研院有一位院士是哈佛大学信息教授，他告诉我他在创造力最高峰的时候，每个礼拜都到他们信息系图书室里，翻阅重要的信息期刊。所以图书馆应该是身为研究生的人们，最熟悉的地方。不过切记不重要的不要花时间去看，你们生活在信息泛滥的时代，跟我生长在信息贫乏的时代是不同的，所以生长在这一个时代的你，要能有所取舍。我常常看我的学生引用一些三流的论文，却引得津津有味，我都替他感到难过，因为我强调要读有用、有价值的东西。

8. 留下时间，精致思考

还要记得给自己保留一些思考的时间。一篇论文能不能出神入化、能不能引人入胜，很重要的是在现象之上作概念性的思考，但我不是说一定要走理论的路线，而是提醒大家要在一般的层次再提升两三步，conceptualize你所看到的东西。真切去了解，你所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整体意义是什么？整体的轮廓是什么？千万不要被枝节淹没，虽然枝节是你最重要的开始，但是你一天总也要留一些时间好好思考、慢慢沉淀。conceptualize是一种非常难教的东西，我记得我念书时，有位老师信誓旦旦说要开一门课，教学生如何conceptualize，可是从来都没开成，因为这非常难教。我要提醒的是，在被很多材料和枝节淹没的时候，要适时跳出来想一想，所看到的东西有哪些意义？这个意义有没有广泛连结到更大层面的知识价值。

傅斯年先生来到台湾以后，同时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及台大的校长。台大有个傅钟每小时钟声有二十一响、敲二十一次。以前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叫《钟声二十一响》，当时很轰动。他当时对这二十一响解释是说：因为台大的学生都很好，所以二十一响是欢迎国家元首二十一响的礼炮。不久前我发现台大在每一个重要的古迹下面竖一个铜牌，我仔细看看傅钟下的解释，才知道原来是因为傅斯年当台大校长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人一天只有二十一个小时，另外三小时是要思考的。」所以才叫二十一响。我觉得这句话大有道理，可是我觉得三小时可能太多，因为研究生是非常忙的，但至少每天要留个三十分钟、一小时思考，想一想你看到了什么？学习跳到比你所看到的东西更高一点的层次去思考。

9. 找到学习的楷模

我刚到美国念书的时候，每次写报告头皮就重的不得了，因为我们的英文报告三、四十页，一个学期有四门课的话就有一百六十页，可是你连脚注都要从头学习。后来我找到一个好法，就是我每次要写的时候，把一篇我最喜欢的论文放在旁边，虽然他写的题目跟我写的都没关系，不过我每次都看他如何写，看看他的注脚、读几行，然后我就开始写。就像最有名的男高音Pavarotti唱歌剧的时候都会捏着一条手帕，因为他说：「上舞台就像下地狱，太紧张了。」他为了克服紧张，他有习惯性的动作，就是捏着白手帕。我想当年那一篇论文抽印本就像是我的白手帕一样，能让我开始好好写这篇报告，我学习它里面如何思考、如何构思、如何照顾全体、如何用英文作脚注。好好的把一位大师的作品读完，开始模仿和学习他，是入门最好的方法，逐步的，你也开始写出自己的东西。我也常常鼓励我的学生，出国半年或是一年到国外看看。像现在国科会有各式各样的机会，可以增长眼界，可以知道现在的餐馆正在卖些什么菜，回来后自己要作菜也才知道要如何着手。

坐电车的人坐电车。老实说坐电车这件事竟然被赋上了怀古浪漫的情调,
怕也多半是观光业的作用。据说上海电车百年之际,浦东又要重开有轨电
车线了,不知 该高兴还是怅惘.我觉得很奇怪,有些古迹重建,比如清华的
二校门和黄鹤楼,古意存否与建筑并不相关,似乎aura并不附着特定一物
。然而有些“复古”起到的却是毁坏的效果。浦东的电车在我而言是后
者。矛盾的是，我也是为坐电车而坐电车附庸风雅的一员。

小时候觉得电车（无轨的那种）极其蠢笨，行速不但缓慢，行到路中央
，大辫子掉了，便动弹不得，引来一堆麻烦。为什么会对电车开始产生
幻想？难道是因为《封锁》，奇怪张爱玲小说始终让我萦绕不去的两个
空间，一个是幽闭曼桢的房间，一个就是《封锁》里的电车。电车狭小
而封闭，细节就会显得格外丰富，也因为故事的转瞬即逝，很容易就将
它记下了。可这不够说明为什么单爱电车。难道是因为《咖啡时光》里
的电车？东京的电车是另外一种艺术品，可是单看着四辆电车同一时间
在城市空间的四个层面上交汇然后分离，就足以是我对它张大眼睛。

怀揣对电车的幻想，上海已寻觅不到，第一次去香港的时候也错过了，
待到终于 坐上的时候，竟然已经是在多伦多了。多伦多的streetcar运
行也有百余年的历史，依图比较，车型应该比香港的叮当车更近于老上
海的电车，但兴许是隔了一层文化，兴许是后来日日见得太多，我的幻
想化归为一种日常感了，铃声无甚特别，速度倒是比想象的快，人却是
出奇的多，周六搭上路经唐人街的电车，满车都是携着大包小包的中国
老爷爷老奶奶，让我恍有在北京挤车之感。

这次去香港，坐叮当车自然是保留节目之一。Angela嘱我一定要等到夜
黑灯亮之时。于是白日在港大附近的圣士堤反女子中学和浅水湾凭吊萧
红，后又坐车在起起伏伏的港岛闲逛半日，算准时间五点回中环的翠华
餐厅吃上汤鱼四宝，接着沾仔记一碗鲜过头的云吞下肚，带着一肚子汤
汤水水我就在德辅道中挤上了去往北角的电车。香港的电车妙在瘦削双
层。老式的那种，一层靠窗置两排长凳，肩并肩，面对面坐下，和老上
海的风味一致。头尾都有梯子通上二层，一层人多的时候挤不开，很多
车尾的人都是换到二层由尾走到头再下车。六点从中环开往港岛东的电
车，正是见缝插人的时候，挤来挤去的下班族，多已显疲态，我站在二
层，埋伏在人群里，心里却乐得自在。有趣的是还没走几站，车停了很
久没动，人群开始骚动，立刻有人边打手机边赶着下车，换到马路另一
面的车站。我再一看，原来前面两辆车擦了，其中一辆正好停在电车车
轨上。于是我在世界上最繁华拥挤的路段之一，目睹了一场大塞车的好
戏。香港交警的办事效率果然颇高，警车摩托齐出动，调解、开票、导
车，一刻钟内解决问题。蠢笨的电车这才又欢喜起来。到北角的时候，
已是霓虹灯的世界，下车在路边的市场买了几颗苹果，老板娘粤语冲我
叽叽咕咕，我一声不吭装熟客。转回中环的电车，却渐渐发现车窗外和
来时风景不一样，直至突然有一群年轻的洋人小伙，嬉笑着讨论赛马，
我才意识到坐错车了。“铃——铃——”声 把我带到一片璀璨的Happy
Valley。其时马儿还未开跑，我再浪漫一点的话，应该冲进马场赌一把。
可惜那会儿只是狼狈地在找回中环的车，脑子只认得电车轨道的路了，
却不想跑马地到中大的距离比到中环还要近得多。又顺着轨道弯弯绕绕
了许多，直到下了车，坐上天星小轮过海，心才安稳下来，想着我一趟
港岛“怀古”之旅，也算是圆满了。

可是这一行下来也没有什么“浪漫”的感觉。或者我想找的感觉又是什
么呢？在家胡乱换台时看到刘德华和陈百祥的一个老港片《摩登如来神
掌》，有一段上班时刻挤电车的场景，夸张的港片桥段，但无端的，那
近乎恶俗的市民气却好像比《色戒》里的浪漫更加感动我。再想想，我
就回到高一至高二时那一段跑月票的时光，每日起早贪黑赶公车来往与
学校和家之间。恶心的气味，困顿，迷茫的未 来，对某人的心心念念，
全混杂在一趟511路公车里，连同周围人的各样情态。 那好像是第一个
迫使我去观察不同人的细节的地方，也教会我如何欣赏不同天气里城市
的不同灯光，那时看是个苦孩子，这时看是个漫游者。原来我的电车情
结，竟始于此。

P.S. 附上1908年上海电车公司的海报。电影《骆驼祥子》，也有当年北
京有轨电车的风貌。

从《最好的时光》中随手翻来读的一段，讲《海上花》的拍摄，真是好呀：

关于《海上花》，因为我自己曾参与，就来谈一谈好了。为什么拍《海上花》呢，其实当时是想拍《郑成功》的。《郑成功》里有一段描述他年轻时候在秦淮河畔跟妓女混在一起，为了资料搜集，我就东找西找的找到了《海上花》。两个年代差了几百年，但也算是个妓女的题材吧．就把《海上花》这本书推荐给侯孝贤导演看。那时候我也不指望他看出个什么东西来，因为我最初看《海上花》在大学，屡攻不克，读了好几次，老是挫败。没想到侯孝贤导演一看就一直看下去，而且看得津津有味。那到底他看了什么东西呢？后来聊起来，他看到……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一文里，曾经这样谈及《海上花》的特质； 　　
暗写，白描，又都轻描淡写不落痕迹，织成了一般人的生活质地，粗疏、灰扑扑的，许多事“当时浑不觉”。所以题材虽然是八十年前的上海妓家，并无艳异之感，在我所有看过的书里最有日常生活的况味。 　　
没想到侯孝贤看《海上花》看到是里头的家常、日常这些东西。这个，其实就是他自己的电影的特色和魅力所在——日常生活的况味。换句话说，是长三书寓里浓厚的家庭气氛打动了他。借由一个百年前的妓院生活，说着他一直在说而仍感觉说不完的主题。 　　
前年参加法国康城影展的时候，《解放报》访问他，他们提出一个“ACTION"’的问题。《解放报》说很奇怪，在《海上花》里头，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在ACTION的之前或之后，或旁边，就没一个是ACTION，《解放报》问这是你们中国人看事情的特殊的方法吗？当时侯孝贤是这样回答的，他说：
是的，ACTION不是我感兴趣的。我的注意力总是不由自主的被其他东西吸引去，我喜欢的是时间与空间在当下的痕迹，而人在这个痕迹里头活动。我花非常大的力气在追索这个痕迹，捕捉人的姿态和神采。对我而言，这是影片最重要的部分。 　　
他想要做这个东西。因为每个人的动力是不一样的，所要表达的自然也不一样，而侯孝贤是这个。 　　
大家都说张爱玲是华丽的，但她自己说：“我喜欢素朴，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素朴的底子。”然后她也说：“唯美的缺点不在于它的美，而在于它的美没有底子。”又提了一次“底子”。然后她又说：“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能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个底子。”张爱玲数次提到素朴的底子，《海上花》想要拍的就是这个：日常生活的痕迹，时间与空间的当下，人的神采，想要拍这个神采。 　　
怎么来做这个底子呢？如何把它发挥出来？第一个就是你要怎样来生活，一些细节、节奏，正是它的气氛。好比抽鸦片，里头沈小红这个角色，本来是找张曼玉来演的，她第一句话就说：“语言是一个反射动作，我上海话又不好……”所以她听说对白全是要讲上海话，就有点退却的样子。后来因为档期，跟王家卫要拍的《北京之夏》有冲突所以没有演。可是她说的“语言是一种反射动作”，完全是一个好演员讲的话。然后还要做些预备，说这个鸦片我们要去搞一个真的鸦片来，要去感觉一下抽鸦片的状态是什么，不能光是装装样子。就说不管以前是拍过《胭脂扣》，或者是《风月》，里头抽鸦片就躺在那里做做样子，这不行。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把道具练熟，感觉你手上或是拿水烟，或是拿鸦片，都要忘记它，让它变成生活的节奏，那你在生活里头．就会有你的调调出来，你的说话的姿态，完全都变成你的一部分了。 　　
希望演员要练这些东西，所以那时曾经托朋友从云南弄了一块鸦片，想办法把它带回来。带回来怎么去弄它昵？细节怎样？不知道。后来反而是在一本书，英国作家葛林((GrahamGreene)写的，台湾译作《沉静的美国人》(TheQuietAmerican)，讲一个美国人到越南的一些事情，里头一个越南女的烧鸦片给男主角抽，那过程写得非常仔细非常清楚，所以我们才知道烧鸦片是怎么回事，那是一大块膏，要把它烧软了，弄成一坨一坨的放在签子上。《海上花》里头，很多写他们做签子，盘榻上有各种小东西，你要抽的时候，那签子都已经做好了。后来去问医生，医生说：其实鸦片就跟一种药剂的感觉差不多（他说了一种药剂的名称）。 　　
光就抽鸦片这东西，练得最好的是梁朝伟，它已经变成整个人的一个部分，当他抽烟你就晓得不用再说一句话，不用对白，不需要前面的铺陈和后面的说明。侯孝贤大概就是喜欢做这个事情——当下的演员的这个神采，你不要去顾因果，用因果堆堆堆，堆到这个人成立。剧本我们说要建立人物，其实不是建立人物，是要他一出现你就相信他。第二个讲水烟筒。水烟筒练也是非常麻烦，最主要是纸火，因为以前没有火柴，纸火一般是灭的，就那么一截拿在手上，你要点火就。“嘘”一吹。那纸火就着了。那你拿在手上怎么拿？还要“嘘”这样一吹，很难的，非常难。练得不太好的是李嘉欣，所以在戏里头就觉得她被纸火所困；最好的是刘嘉玲，你会觉得它根本不存在。其他的比如说堂子里的规矩，怎么叫局，怎么写局票，侯孝贤说：“这一切只是为了电影的质感，一种新的跟模拟的生活质地被创造出来，这个就是电影的底色。”
摘自Fuge送我侯大导演签名的书，可是著书的明明是朱天文啊，有什么文学理论可以解释这书里侯孝贤的角色呢？当个“隐形的作者”，侯导是聪明而又幸运的。朱天文说，侯孝贤说出来的电影比他拍出来的好看太多了，可是他怎么不写呢？我替李安叹息，《十年一觉电影梦》是很好的，可是拿着一比，又有点见拙了。李安可算是半个好导演，半个好编剧，也许半个好制片人。好与不好都在于太综合了，却又是我感觉的，离最好总差那么半口气。谢谢朱天文和吴念真碰到侯孝贤。用电影去表现古典文学中“藏笔”的精髓，怕是只有侯孝贤的片子能做到了。我疑心他还嫌《海上花》里“藏”得不够。《最好的时光》里拍当代的感觉，却是“显”得不够。
鸦片怎么贩到的？我估计这都可以拍成电影。

第一个月是蒙蒙懂懂地“听话”，第二月自以为找到了读不完也可以混过关的“技巧”，第三个月就是在拖欠reading和论文焦虑的副作用下自食恶果。猛然醒悟学期已近结束。每学期都以为小聪明和自以为是可以挽救自己，到头来是被它们狡猾地吃掉。这两天读书一会视觉，一会postsocialism，各种讯息已经在某一个中枢阻塞掉。学期上到这个时候我才稍稍有所得，可是可是，瞬间释放的光明也会像原子弹爆炸一样让人瞬间失明。我是困陷在各种各样无法言明的问题中又变成智障状态。念书到头大概就是练就“吸星大法”，海纳百川而岿然不动。
今天上课讨论到property的内容，老师举例说在有些地方，父母是以“痛打”小孩的办法来让小孩建立“这是自己的土地”的意识。大约人要找到自己与所属的关系，都要经历痛彻心肺的历程。在讯问“什么是和我有关的”问题时，讲电影的，讲感觉和机器的，讲社会主义的内容统统变成回应我所处的时代的话题。当我今天上课发现我虽然能对俄国和东欧的经验感同身受，但我竟然完全不能说出什么是我理解的社会主义时，那种经验竟然刺痛了我，就像我把我童年的，父母的，祖父母的经历都忘掉了一样。如果不想到老的时候再来“抢救历史”，那我又怎么在这可感又不可感的一刻抓住它的尾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