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一年多才再度见到我最敬爱的导师，两人搭公车到一家素食餐馆吃了简短的晚餐，从怎么交男朋友聊到怎么做学问怎么学英文，闲谈间两人都是笑容不断，说不清究竟是在严肃还是在玩笑。她用最简单的大白话轻易消解了我这一年来的众多迷茫和困惑，说白了，我被论文折磨数月，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在论文中找到一个好人，没有在写作中找到感情的依托。她说，投诸感情的文章才能写得容易，这是女学者和男学者的不同，完了笑着说，我是有性别偏见。我笑着点头，其实我也有。那个时候我完全意识到冥冥之中牵引我来多伦多的最重要的原因，做不做学问好像都是其次了，性情相近的好人在我身边，我才能看到我所以为的幸福和希望的力量，学着坚持去做一个好人。这位年过半百的女性，与她认识的这些年真正相处和交谈的机会其实也不多，对我而言却有一种混和着师长、母亲和朋友的深厚情谊。她在那里有时像讨论理论问题一样和我讨论恋爱的问题，偶尔又突然放空说自己时常有末世之感。我从只言片语中感受她所处的那个对我而言既熟悉又陌生的时空，居然能模模糊糊地看到一条幸福之路，这大约也是我二十多年的人生到此，最幸运的一桩事。